当一生都成为考场：“无限竞争社会”的代价

韩国导演奉俊昊的著名电影《寄生虫》里，有一扇令人难忘的窗。它位于半地下室，窗框一半露在地面之上，一半埋进土里。住在里面的人可以看见街道，却只能看见行人的脚、汽车轮胎和醉汉留下的污迹；暴雨降临时，城市最肮脏的东西会从这扇窗倒灌进来。

《寄生虫》剧照

韩国作家金敬哲以这部电影开启《坐困穷途：“无限竞争社会”的苦恼》一书，并解释“半地下室”何以成为韩国贫困的空间象征：它仍与城市相连，却处在一个永远仰视的位置。住户并未与繁华隔绝，只是只能通过半扇狭小的窗户观看繁华，甚至连身上的潮湿气味，也会被辨认成“贫穷的味道”。

这扇窗几乎可以视为全书的隐喻。韩国社会并没有把底层完全驱逐到现代生活之外。每个人都能看见首尔大学、江南公寓、财阀企业和体面职业，也被反复告知，只要足够努力便有机会抵达那里。然而，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窄，家庭背景却越来越深地介入一个人的未来。

全书依次讨论教育竞争、青年就业、中年危机、老年贫困以及政治分裂。这个章节结构颇有意味：竞争并未停留在学校和职场，它沿着人的生命周期不断延伸。儿童在补习班里奔跑，青年在证书和实习中等待，中年人害怕裁员，老人退休后仍要劳动。一个人的一生，仿佛被组织成一场没有终场哨声的考试。

一、从大峙洞开始的无尽内卷

本书第一章中的大峙洞，是韩国竞争社会最耀眼也最残酷的橱窗。这个面积只有3.53平方公里的街区，聚集着上千家补习机构。放学后，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在数学、英语、写作和面试培训班之间转场；小学生提前学习初中甚至高中课程，高中生则在法定关门时间后，转入公寓、校车或线上课堂继续上课。某些热门补习班还要举行入班考试，由此催生了“为了进入补习班而上的补习班”。

这类场景之所以令人压抑，是因为每一阶段都只是下一阶段的准备。幼儿园为了小学，小学为了名牌中学，中学为了大学，大学为了求职。学习本身不再拥有独立意义，知识被不断折算成名次、履历和下一轮竞争的入场券。

大峙洞也把教育、住房和阶层紧密地连接起来。名校迁入江南，学区提高住宅价格，富裕家庭随之迁入，补习机构和升学咨询业进一步聚集。教育资源推高房价，房价又筛选家庭。表面上，考试仍然按照分数进行；在考试真正开始之前，家庭已经通过住房、课程、信息和照料时间参与了漫长的预赛。

大峙洞的故事揭穿了关于公平竞争的神话。正如迈克尔·桑德尔提醒我们的，优绩主义最残酷的地方，不仅在于它掩盖了起跑线上的巨大差异，更在于它赋予了赢家一种傲慢，同时把羞辱留给了输家。当一个社会把进入名校和财阀视为唯一的成功标准，并在不同年龄段持续进行绩效评价时，它实际上是在剥夺普通人获得尊严的权利。那些被挤出轨道的人，失去的不仅是收入，还有对自己生活价值的确信。

政府当然没有坐视教育竞争恶化。历届韩国政府都试图限制超前学习、控制夜间补习、调整高考英语难度，或者增加综合素质评价。问题在于，计分规则一旦改变，市场很快就会发明新的付费项目。政府改变了竞争形式，但名校名额和优质职位终究是有限的，学历在社会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没有改变。

这是一场典型的“内卷化”竞赛。一个家庭增加教育投入，孩子或许能暂时领先；所有家庭都增加投入后，领先优势迅速消失，参赛门槛却整体上升。就像剧院里有人率先站起来看戏，随后所有观众都被迫站立。每个人付出更多，整体视野并没有改善。

书中提到的“教育贫困家庭”就是“内卷化”的后果：一些中年家庭即使负债，也要维持高于平均水平的教育支出，只能压缩衣食、医疗、交通和娱乐。教育原本被视为摆脱贫困的通道，最后却可能成为制造贫困的机制。

二、“汉江奇迹”如何制造了窄门

金敬哲没有把韩国人的竞争热情简单归结为文化性格。她把大峙洞、考公热和财阀就业放回韩国的压缩式现代化进程中来理解。

朝鲜战争后的韩国曾极为贫困。此后，政府以出口为导向，把有限的资本、信贷和政策资源集中投向少数财阀企业。韩国在几十年间完成工业化，人均收入迅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从朴正熙到卢泰愚的三十年间，韩国经济保持了很高的平均增长速度，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被压缩进两三代人的生命。

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将这种状态称为“压缩现代性”。压缩现代性带来的问题，并非社会单纯走得太快，而是原本先后出现的制度被迫同时运转。一个中年韩国人可能在财阀企业中接受最现代的绩效考核，回到家庭后又承担传统长子的赡养义务；他的妻子可能拥有现代女性的教育和职业期待，同时被要求完成密集的母职劳动；他们的孩子则从幼年开始为全球化就业市场积累资本。现代性没有逐步替代传统，它把新旧责任叠加在同一代人身上。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改变了韩国社会。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韩国推动企业重组、裁员、劳务派遣和劳动市场灵活化。韩国很快偿还债务，恢复了宏观经济秩序，代价却由大量普通劳动者承担。终身雇佣惯例瓦解，非正式就业增加，中产阶级对于失业和阶层下滑的恐惧随之加深。

危机后的韩国人越来越相信“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家庭开始加大教育投入，年轻人积累更多证书，中年人更不敢离开公司。个人努力由此获得一种防御性含义：人们不一定相信努力能够带来跃升，却担心一旦停止努力，便会迅速坠落。

这也是“内卷化”趋势难以遏制的缘由。它无法单靠观念劝导解决。在缺少保障的环境中，率先退出竞争的人会首先承担失败成本。父母明知超前学习会损害兴趣，仍不敢让孩子停下；青年明知证书不断贬值，仍要购买下一项资历；中年人明知创业风险极高，也难以接受失业后的空白。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有现实理由。所有人的理性选择叠加起来，却制造出一套集体性的非理性秩序：社会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金钱，只为争夺数量没有明显增加的位置。

三、从青年失业到中年危机

离开大峙洞之后，竞争并未结束，只是更换了形式。大学生为了保持“应届生”身份而延期毕业，有人休学学习外语，有人参加海外研修，有人考取计算机、托业和各种职业资格证书。履历越来越长，正式工作却越来越难找。大学生甚至要花钱维持学生身份，以免失去参加校园招聘的资格。实习也成为竞争的一部分。书中出现了“土实习生”和“纸巾实习生”这样的流行语：前者指来自底层家庭的实习生，后者形容年轻人像纸巾一样，用过一次便被丢弃。

所谓“N抛世代”也应放在这一背景中理解。最初是放弃恋爱、结婚和生育的“三抛世代”，后来随着住房、就业和生活压力增加，被迫放弃的事项越来越多，于是“N抛世代”成为新的自嘲标签。

年轻人并非集体拒绝家庭责任。他们面对的是一种无法建立长期预期的生活。工作合同不稳定，住房价格高昂，教育和育儿成本不断增加，个人很难确定几年以后会在哪里工作、是否还能支付房租。在这种条件下，推迟婚育是一种风险管理，也是一种被迫缩减的人生方案。

到了中年，压力转向裁员。曾经支撑韩国工业化的公司职员，需要在四五十岁时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离开大企业后，有人考取职业证书，有人进入中小企业，更多人用补偿金开餐馆和炸鸡店。“人生最后转向炸鸡店”的黑色幽默，揭示了韩国中年人的共同困境：职场生涯提前结束，养老生活尚未开始。

与此同时，中年人还要承担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和父母赡养。书中把这种状态称为“双重照顾”：子女迟迟无法经济独立，年迈父母又需要生活费、医疗费和护理费。一个家庭必须同时供养两个方向的代际关系。

贯穿这些故事的一条暗线，是公共风险不断向家庭内部转移。就业不稳定，父母继续供养成年子女；学校教育不足，家庭购买私人教育；养老保障有限，子女承担赡养责任；护理服务昂贵，女性亲属提供无偿照料。家庭因而成了韩国社会最后的福利机构。它缓冲了风险，却也强化了不平等。富裕家庭可以购买课程、住房、留学和照护服务；普通家庭依靠加班、负债和家庭成员的牺牲；贫困家庭则很难阻止风险在代际之间传递。

乌尔里希·贝克关于风险社会与个体化的分析，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另一个入口。现代制度一方面不断制造新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把应对风险的责任交还给个人。失业原本与产业结构和劳动制度有关，却被解释为个人缺少竞争力；教育焦虑源于优质资源和体面职位的稀缺，解决办法却被限定为家庭增加投入；养老保障不足，也被转化为成年子女是否尽到孝道的问题。结构性矛盾由此进入个人生平，公共风险被改写成家庭事务。家庭看似是一座抵挡风险的避风港，实际上越来越像一套没有预算、没有下班时间的社会保障系统。

四、无法退休的老年人

竞争延伸到老年，是这本书最令人不安的部分。韩国老年人曾经历战争、贫困、工业化和政治转型。他们为国家增长和子女教育投入了一生，却在退休后发现，养老金和储蓄很难支撑体面的晚年生活。书中援引的数据称，韩国老年贫困率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老年自杀率也长期处于高位。许多老人不得不继续从事公寓保安、出租车驾驶、地铁快递和废品回收等工作。

他们面对的排斥还包括数字化。韩国拥有高度发达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线上购票、手机银行和无人服务迅速普及。效率提高的同时，不熟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被推到了服务边缘。节假日车票大多在线上预售，老人只能清晨赶到车站排队；银行网点不断缩减，线下服务还可能收取额外费用，以至于这些费用被讥讽为“老人手续费”。

数字技术通常被描述成中性的进步。书中的案例提醒我们，技术从来都是通过具体制度进入生活。企业取消窗口、减少员工，可以节约成本；学习如何使用软件、承担操作失败风险的责任，则落到了用户身上。对年轻人来说，线上服务意味着便利；对部分老人来说，它意味着必须证明自己仍然有资格进入公共生活。

塔谷公园成为书中一个富有象征性的地点。这里曾是韩国近代重要的政治空间，后来逐渐成为无处可去的老人聚集地。有人下棋，有人谈论政治，更多人只是坐在长椅上。一个曾经承载民族历史的公共空间，变成了老年人的临时客厅。

从大峙洞到塔谷公园，书中完成了一条残酷的生命曲线。儿童的时间被升学占据，青年的时间被求职占据，中年的时间被家庭债务占据，老年的时间仍要用来换取基本生存。人在不同年龄阶段扮演不同角色，始终没有真正退出绩效评价。

这种结构会逐渐改变一个社会对于“无用时间”的态度。发呆、闲谈、照料、游戏、陪伴和休息，因为难以转换为学历、收入和竞争优势，容易被视为浪费。然而，恰恰是这些无法计量的时间，构成了生活的质地。无限竞争最深的代价，或许就在于它让人越来越难以相信：即使没有持续进步，一个人的生活仍值得被尊重。

五、一部社会症候志的力量

《坐困穷途》最鲜明的写作资源，是韩国社会层出不穷的自嘲词汇。“汤匙阶级论”用金汤匙、银汤匙、铜汤匙和土汤匙形容家庭出身；“N抛世代”记录年轻人不断缩减的人生清单；“纸巾实习生”则揭示廉价劳动的可替换性。这些词带着网络语言的夸张，也像一套民间编制的社会统计：当正式语言仍在谈论增长、奋斗和国家竞争力时，日常语言已经为疲惫、失败和无望创造出细密的分类。

作者的长处在现场。她采访学生、家长、求职者、公司职员、心理咨询师、房地产经纪人和老人，再把个人经历放进政策和统计背景中。读者因此能够看到，宏观制度如何进入一只书包、一笔房租、一张车票和一间炸鸡店。抽象的“两极分化”由此获得了触感。

全书最后一章，作者对韩国政府提高最低工资、限制工时和改革财阀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些政策加重企业成本，影响投资和就业。政策副作用当然值得讨论，尤其需要评估小企业和不同产业的承受能力。然而，作者强调劳动保护的成本，却较少讨论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减少超时劳动和限制财阀滥权的社会收益。她批评改革损害大企业活力，也没有充分回应前文已经展示的财阀集中、非正式就业和收入不平等。

这使全书留下了一道两难的裂缝：劳动市场灵活化加剧不安全感，加强劳动保护又可能影响就业；财阀垄断压缩社会机会，限制财阀则可能削弱出口竞争力；扩大福利需要财政支持，保持增长又往往依赖效率和资本积累。韩国如何在增长、分配和安全之间重新建立平衡，作者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这种不足并未削弱本书的价值。或者说，恰恰因为解决方案并不清晰，书中材料提出的问题显得更加沉重：一个社会怎样降低失败的代价？怎样让普通岗位也拥有尊严？怎样使教育不再承担全部阶层流动功能？怎样避免照护风险完全由家庭吸收？怎样让退出某一场竞争的人仍能过上体面生活？

对中国读者而言，书中的许多场景并不陌生：学区房、超前学习、考公热、履历膨胀、中年危机、代际供养……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耸动的判断：韩国正在预演我们的未来。这种类比当然需要谨慎。两国在人口规模、城乡结构、产业体系、福利制度和政治历史上存在明显差异。更有价值的阅读方式，是把韩国当作一面具有折射效果的镜子。镜中的图像不会原样复制，却能让一些正在形成的轮廓变得清楚。

《坐困穷途》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写出了一个循环：阶层流动减弱时，人们会投入更多资源争夺流动机会；投入越多，竞争门槛越高，家庭背景越容易转化为教育和职业优势。所有人都更加努力，少数人获得位置，多数人得到的只是更深的疲惫。

回到那扇半地下室的窗。窗内的人并非看不见繁华，他们每天都看见它从眼前经过。困住他们的，是视线的高度，是暴雨来临时首先被淹没的位置，也是缺乏退路时不得不继续奔跑的生活。

金敬哲没有画出一张完整的改革蓝图。她留下的是一份密集、焦虑、有时带着立场偏向的社会症候记录。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迫使读者承认：竞争越过某个临界点之后，开始吞噬教育、亲密关系、代际信任和个人时间。一个社会真正需要保护的，正是那些无法被排名、无法写进履历，却构成生活本身的东西。

王翔（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