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大批山东人踏上"闯关东"之路,为何宁愿去天寒地冻的东北,也不去物产丰饶的南方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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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闯关东:2500万山东移民的历史与传说》《中国移民史》《近代东北移民史略》《丁戊奇荒述略》《清史稿》等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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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东北全部开禁。

这道谕令传到山东各府县,立刻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出关热潮。

胶州湾码头,人头攒动。

扛着铺盖卷的庄稼汉挤满了候船区,海风吹得破布衣衫猎猎作响。

一艘渡船靠岸,数百人蜂拥而上,船舱里塞得密不透风。

船老大大声吆喝着,每日从烟台、登州、龙口开往大连的船只不下数十艘。

码头边,一个中年汉子蹲在地上,手里攥着仅有的几个铜板,眼神在登船处和远方的大海之间游移。

身旁的包袱里,装着全家的希望——一把生锈的镰刀、两件打了补丁的棉袄、一小袋谷种。

胶济铁路的调查显示,每日乘胶济车由青岛转赴东三省求生者,达3000余人。

这样的场景,从清朝同治年间到1949年,约有3000万人涌入关东大地,其中山东人占据绝对多数。

这是一场震撼世界的民族大迁徙。

奇怪的是,同样面临生存危机,江南富庶之地近在咫尺,气候温和、物产丰饶,这些山东人却偏要选择千里之外、天寒地冻的关东。

当那一艘艘满载山东庄稼汉的渡船消失在渤海湾的海平线上时,没有人知道,这场迁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生存逻辑和历史密码......



【一】山东大地的绝境:人口暴涨与土地枯竭

到清朝康熙年间,山东的农业逐步得到恢复,耕地达到9000余万亩。

自顺治元年(1644年)至鸦片战争(1840年)近200年间,山东发生有记载的水、旱、蝗、雹、地震等自然灾害达五十次左右。

人口的暴涨带来了致命的问题。

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山东的耕地面积有7240余万亩,但到了清朝中后期,这个数字并未增长多少,人均耕地却急剧下降。

算一笔账就清楚了:康熙年间山东人均耕地尚有四五亩,到了光绪年间,人均不足两亩。

两亩薄田意味着什么?

山东的土质本就不算肥沃,多是沙土、盐碱地,两亩地刨去一年口粮,连买盐巴的钱都剩不下。

遇上灾年,直接等死。

1855年,黄河北迁,恢复从山东入海。

此后,山东段的京杭大运河逐渐淤废,济宁、临清和东昌(聊城)等城市也迅速衰退下去,大批运河工人失业。

这场变故,让数十万靠漕运为生的家庭陷入绝境。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天灾。

丁戊奇荒,清朝光绪元年至四年(1875年-1878年)间特大旱灾饥荒,主要在河南、山西、陕西、直隶、山东,尤以山西最严重。

总死亡数通常表述为"950万人-1300万人",2000余万灾民逃荒或贩卖到外地。

华洋义赈会报告显示丁戊奇荒期间,山东省死亡人数为50万。

1876年闰五月,山东巡抚丁宝桢奏道:"本年天气亢旱,二麦当扬花吐穗之时,缺雨滋培,结实大形减色,东昌、青州等府所属现已据报二麦被旱"。

山东各地府志记载,光绪年间"大旱,民饥""饥则掠人食""道殣相望,人相食"之类的描述屡见不鲜。

至1877年4月底,逃出山东而投奔他乡者已有300万人。

这不是简单的天灾,而是人口、土地、气候、漕运多重因素叠加的死结。

活不下去的山东人,必须做出选择。是在家等死,还是搏一把出去找活路?

答案很明确。

问题是,往哪儿去?



【二】南方为何去不得:地域壁垒与生存空间

按理说,江南富庶之地应该是首选。

苏州、杭州、上海,哪个不比冰天雪地的东北强?

温暖的气候、发达的商业、繁荣的手工业,看起来处处都是机会。

真实情况却恰恰相反。

清代至民国,闯关东移民约有3000万人,去南方的却寥寥无几。这不符合常理,却有着深刻的现实逻辑。

土地问题是第一道门槛。

江南地区经过数千年开发,早已没有荒地可垦。

南方的耕地都有主,而且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家业。

山东人要想在南方种地,只能租佃他人土地,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

租种他人土地,地租高得惊人,一年辛苦下来,大半收成都要交给地主,剩下的勉强糊口。

气候水土也是大问题。

山东人世世代代种小麦、高粱、谷子,到了南方要改种水稻,插秧、除草、收割的方法完全不同。

北方人不习水性,南方的水田劳作对山东人来说简直是折磨。

更别说南方潮湿闷热的气候,山东人去了水土不服,生病的比比皆是。

语言风俗的隔阂更是难以逾越。

山东话和江南方言差异巨大,山东人去了南方,连买个菜都说不清楚。

江南人讲究精致细腻,山东人豪爽直率,性格脾气对不上。

山东人吃面食,江南人吃米饭;山东人喜咸,江南人尚甜;

这些看似细小的差异,积累起来就是巨大的生活障碍。

社会结构也是障碍。

江南宗族势力强大,外来人很难融入。

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祖祠、族规,外来户根本插不进去。

村里的公共资源,如水井、晒场、山林,都是本地宗族控制,外来人想用都难。

遇上纠纷,外来户在本地毫无根基,必然吃亏。

南方虽富饶,但经过长期开发,土地资源紧张。

且南方气候、作物、文化等与北方差异较大,北方人难以适应。

更重要的是,清末南方战乱不断,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大半个南中国,江南富庶之地成了战场。兵荒马乱之中,山东人去了也是送死。

从经济角度看,南方虽然富裕,但那是本地人的富裕,外来户很难分到一杯羹。

商业虽然发达,但都被本地商帮把持,山东人没有资本、没有人脉、没有技术,根本插不进去。

做小买卖,本地人看你是外乡人,处处刁难。

想进工厂,本地工头优先照顾同乡。山东人去了南方,顶多做些最苦最累的活计,一辈子也难出头。

这些因素叠加起来,让南方这个看似富庶的地方,对山东穷苦百姓来说反而成了去不得的地方。

有那个力气千里迢迢去南方受罪,还不如赌一把去关东开荒。



【三】东北的致命吸引力:黑土地上的生存机会

东北地区地广人稀,物资丰饶,乾隆三十六年(1771),清廷当时统计整个吉林省的人口只有44656人,另外统计黑龙江的人口为35284人,加上人口相对较多的辽宁地区,当时整个东北的人口不到80万人。

土地,这是东北对山东人最大的吸引力。

清末东北人均可耕地达50亩(同期山东仅2亩),且土壤肥沃(黑土地),"种一收十"现象普遍。

这对世世代代在贫瘠土地上刨食的山东人来说,简直就是天堂。

更关键的是,东北的荒地可以开垦。

光绪三十年(1904年),颁布《沿边招垦章程》,全面开放荒地,免交地税。

山东人去了东北,只要肯出力气,就能开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这土地不是租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永业,可以传给子孙。这种吸引力,对山东穷苦百姓来说是致命的。

气候虽然寒冷,但对山东人来说不是大问题。

东北和山东同属北方,气候虽然更冷,但性质相同,都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山东人容易适应。

东北也种高粱、谷子、大豆,山东人熟悉这些作物的种植方法,不需要重新学习。

地理距离也是重要因素。闯关东路线有两条:一为陆路,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各关口出关;

二为海路,从山东半岛乘船到辽东半岛,例如由烟台到大连只需一夜时间。这个距离,山东人承受得起。

走陆路,沿着渤海湾北上,一路上都是北方,语言风俗相近,不至于太陌生。

走海路更方便,从烟台、龙口上船,一夜就到大连、营口,比去南方还省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数据统计,东北地区四千余万人口中,有关内移民背景的人口为七百余万,约占东北地区全体人口的17%,这其中80%的人口来自山东省。

山东老乡多,这也是重要因素。先去的人站稳脚跟,就会接济后来的同乡。

山东人在东北抱团,互相帮衬,遇到困难有人搭把手,不至于走投无路。

东北的生存成本也比南方低。

荒地随便开垦,野味遍地都是,狍子、野鸡、鱼,想吃不难。

盖房子的木料到处都有,不像南方那么金贵。

虽然冬天冷,但东北木材多,烧火取暖不成问题。山东人吃苦耐劳,扛得住东北的严寒。

东北土地资源丰富,且有中东铁路沿线、抚顺煤矿、鞍山铁矿等吸引大量青壮年劳工,1930年东北产业工人已超百万,其中70%来自关内。

不想种地的,还可以进矿山、修铁路、伐木头,条条道路都能谋生。

民间流传着关于东北富饶的传说,虽然夸张,却反映了东北在山东人心中的形象。

这些传说在山东乡间广为流传,成了吸引山东人闯关东的重要动力。



【四】被迫的选择:天灾、人祸与国策的三重挤压

山东人选择闯关东,表面上看是主动寻找出路,实际上是被逼无奈。

天灾、人祸、国策,三重力量同时挤压,让山东百姓除了逃亡别无选择。

天灾的惨烈,远超今天的想象。

丁戊奇荒期间,从1876年到1878年,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共955个,受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

1876年,山东省全年皆旱。

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

旱灾之后是蝗灾,成群的蝗虫遮天蔽日,所过之处庄稼被吃得一干二净。

树皮、草根、观音土,凡是能塞进嘴里的东西都被吃光了。

观音土是一种黏土矿物,吃下去虽能暂时充饥,却无法消化,积在肚子里活活把人憋死。

更可怕的是人吃人的惨剧,《晋灾泪尽图》记载了这些惨状,让人不忍卒读。

人祸的破坏不亚于天灾。

清末战乱频仍,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几乎没消停过。

每次战乱,山东都是重灾区。

1849年到1911年间,有57年因黄河、京杭大运河决口引起洪灾,兵荒马乱之中,百姓无处藏身。

贪官污吏趁灾打劫,让灾情雪上加霜。

持续四年的大灾里,各地的贪官们挖空心思,除了操纵地方粮价牟取暴利,甚至还"吃灾卖荒",借着灾情大肆吞并土地。

灵丘县的官吏甚至还和人贩子勾结,把当地妇女儿童卖到他乡,仅是衙门的账簿上,就有十万妇女儿童被拐卖了。

国策的转变,则是推动闯关东的直接动力。

咸丰十年(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上疏朝廷,呼吁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获得采纳。

清廷为何突然改变封禁东北二百年的政策?

沙俄的威胁是直接原因。

咸丰八年(1858)签订中俄《瑷珲和约》,沙俄吞并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土地,也以中俄"共管"名义,被俄国侵占。

咸丰十年(1860)签订《中俄续增条约》,沙俄先后侵占中国东北领土大约100万平方公里。

外东北地区人烟稀少,让沙俄的侵占行动一帆风顺。

清廷终于意识到,再不向东北移民,这块"龙兴之地"就要彻底丢掉了。

1860年(咸丰十年),清廷开放了哈尔滨以北的呼兰河平原,次年,开放了吉林西北草原;1864年(同治三年)开放伊儿门河流域,两年后开放了桦皮甸子。

移民政策的优惠力度空前。

沙俄在1861年制定的远东《移民条例》规定,迁居于此的居民都可以在20年内无偿使用拨给他们的土地,同时免除其在原籍所应缴纳的赋税和应尽的义务,而历年所欠税款也都一并免除。

清廷不甘示弱,也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移民。

据研究者估计,清代后期北疆的放垦,仅东北三省招的移民及其后裔总数高达1344万人,其中奉天省500万人,吉林与黑龙江合计844万人。

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山东家庭的生死抉择。

当天灾让人无法生存,当人祸让人无处藏身,当国策打开了一条出路,山东人除了闯关东,还能去哪里?

而当清廷打开东北大门的那一刻,没有人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将如何改变东北的命运,也将如何改写这些山东家庭的生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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