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杰：全球失衡与再平衡的历史考察

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

全球失衡并非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现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失衡问题就已经客观存在，主要体现为西方阵营内部美国的大规模贸易顺差。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促成了全球经济的“大缓和”时代。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享有生存权与发展权。中国深度参与世界经济，带来全新的结构性变革，推动全球经济向着更为均衡的方向演进。

关于全球失衡与再平衡这一核心议题。现实当中，中国叙事时常陷入被动处境：即便道理站得住脚，有时也说不清，甚至容易被外界曲解为辩解。接下来我从二战后的历史视角展开分析，主要围绕贸易与经常账户维度，以美国作为核心观察对象。当前世界经济依旧呈现中心‑外围二元格局：美国处于体系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其他经济体很难约束美国的政策行为。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之所以演变为全球性失衡，根源在于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布雷顿森林时期的全球失衡：美国顺差

全球失衡并非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现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失衡问题就已经客观存在，主要体现为西方阵营内部美国的大规模贸易顺差。易纲行长提到的马歇尔计划，正是用于解决美国巨额顺差的处置问题。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超过4%，这也是2011年国际社会将4%设定为 “根本性失衡” 参考阈值的历史由来。固定汇率制度下，当时主流政策观点认为逆差国应当承担主要调整责任，贸易出现根本性失衡时就需要实施汇率调整。但逆差国难以承受持续紧缩政策带来的阵痛，政策调整反复摇摆，最终固定汇率体系走向瓦解，失衡问题却并未得到解决。

浮动汇率制时期的全球失衡：美国逆差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转向浮动汇率，美国给出的公开理由是固定汇率难以调节国际收支，浮动汇率能够推动国际收支自动实现平衡，不必再依靠紧缩性货币、财政政策开展内部调整。但事实恰恰相反，浮动汇率并未消解失衡，反而造成失衡的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进一步扩大。由此，这给我们带来一个重要启示：汇率既不是失衡产生的根源，也无法单独解决失衡问题。

美元过度特权与全球失衡：美国逆差得以持续的基础

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张，并于2006年达到阶段性高点。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同等规模的逆差往往难以长期维持，会受到外部融资约束；美元的过度特权，使美国能够以低成本为自身逆差融资。早期美国金融渠道维持大额顺差，对外投资获取高收益、对外负债承担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对冲了贸易逆差。

2008年前后格局发生转折，美国金融渠道转为逆差，形成贸易、金融渠道“双逆差”局面，失衡进入加速恶化阶段。凭借美元特权，美国缺少主动纠错的内在动力，倾向于延后处理矛盾。如果认可美国的失衡是全球失衡的核心症结，美国就必须加强自我约束，从自身出发解决问题。

浮动汇率时期的全球再平衡：逆差转移而非逆差灭失

浮动汇率时代的全球再平衡呈现鲜明特征：顺差国在不断更替，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21世纪的中国，再到2015年前后顺差走高的德国。但全球逆差总规模并没有缩减，只是发生转移：美国逆差对应的顺差来源地不断切换，从日本转向中国，如今更多转移到墨西哥、越南等经济体。顺差国与逆差国是一体两面，不能简单把全球失衡归因于顺差国，二者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中国融入世界使全球更加平衡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促成了全球经济的“大缓和”时代。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享有生存权与发展权。当前我国外部压力持续加大：美国长期维持贸易逆差，欧洲受俄乌冲突推高能源价格等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也出现新的贸易逆差。

中国深度参与世界经济，带来全新的结构性变革，推动全球经济向着更为均衡的方向演进。回顾历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发展中国家先后爆发国际收支与货币危机。彼时国际舆论往往简单将危机归咎于当事国的货币与财政扩张，要求相关国家推行紧缩政策与结构性改革；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贸易逆差，还面临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调整的痛苦被无视，暴露出典型的双重标准。

面对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在本轮经济周期中，我国仍保持较大规模顺差，顺差资源如何使用，就成为关键问题。与石油美元回流美国金融市场的传统模式不同，我国将顺差更多投向 “一带一路” 沿线发展中国家，助力当地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南南贸易合作，切实提升伙伴国居民收入、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有助于对冲全球失衡压力、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对比1870‑1914年旧全球失衡阶段，当时的跨境投资建立在殖民体系之上；而中国的对外合作没有以殖民为前提，为全球格局带来全新的积极变化，推动全球经济走向更加平衡包容。

非洲手机的普及、全球工业品价格下行，都是有力的现实佐证。不妨设想，如果中国不再生产家电、手机、汽车，世界将会是什么景象？回望2003年我在人民银行做博士后，彼时桑塔纳2000售价二十余万元，属于高端豪车，能够开上这款车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事情。短短二十余年过去，中国制造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大量高性价比工业品流向全球，实实在在惠及世界各国。如果没有中国参与人工智能竞争，很可能世界还停留在实验室里看大语言模型的状态。中国发展为全球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平衡，这种平衡的落脚点，正是全人类共同福祉的提升。

来源 | 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

编辑 | 丁开艳

审核丨秦婷

责编 | 兰银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