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殡仪馆里的冷气开得很足，打在人身上有一种刺骨的寒意。灵堂正中央摆着我婆婆赵桂芬的遗像，照片里的她烫着时髦的卷发，眼神明亮，看起来甚至不像个长辈，倒像是我丈夫陈斌的大姐。她才四十七岁，在这个人均寿命接近八十岁的年代，绝对算得上是英年早逝。
前来吊唁的亲戚并不多，几个长辈站在角落里交头接耳，偶尔向我们投来复杂的目光。陈斌穿着黑色的西装，呆滞地站在家属答谢的位置上，眼眶通红，却没有眼泪。作为儿媳妇，我穿着黑衣站在他身旁，心里翻涌的情绪不是悲痛，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沉甸甸的解脱感。
我知道这么想显得我很冷血，但如果你经历过我们过去这五年地狱般的生活，你就会明白，婆婆的死，不是天灾，也不是绝症，而是她用尽全力、日复一日地“作”，最终把自己逼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第一次见到赵桂芬时，她四十三岁，在一家大型超市做主管。那时的她给我的印象是干练、爽朗，甚至有些令人心疼的坚强。陈斌对我很好，性格温和包容，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位能教出这样优秀儿子的单亲妈妈，一定是个通情达理的长辈。
我们俩结婚那天，婆婆穿了一件极其华丽的红色拖尾长裙。在向父母敬茶的环节，她没有像一般长辈那样喜极而泣，而是突然一把抱住陈斌，在众目睽睽之下嚎啕大哭，死死抓着陈斌的胳膊不撒手。
那哭声里没有半点看着儿子成家立业的欣慰，反而像是一个被人抢走了稀世珍宝的绝望女人。当时的场面极其尴尬，司仪费了好大劲才把流程圆过去。
我以为那只是单亲母亲一时的情绪失控，却没想到，那只是她宣示主权的开始。
婚后为了照顾她的情绪，我们没有立刻买房，而是用积蓄租了一套大三居，把她接来同住。搬进来的第一个星期，我就领教了什么叫“毫无边界”。
每天早上六点，无论我们是否在休息，她都会直接推开我们卧室的门，有时是拿走陈斌换下的脏衣服，有时只是为了拉开窗帘说一句“该起床了”。
当我委婉地向陈斌提出，希望婆婆进门前能敲敲门时，陈斌去跟她沟通了。那天晚上，婆婆没有做晚饭。她坐在客厅昏暗的灯光下，看到我们下班回来，突然爆发出一阵凄厉的哭声。
她指着陈斌的鼻子骂他娶了媳妇忘了娘，骂自己当年为了给他买奶粉去卖血，现在儿子嫌弃她，连进个门都要被防贼一样防着。
她一边哭一边扇自己的耳光，力道之大，嘴角都渗出了血丝。陈斌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流着泪求她别这样。我站在玄关处，看着眼前这荒诞的一幕，浑身冰凉。从那以后，我们卧室的门再也没有反锁过。
结婚第二年，陈斌因为工作出色，拿到了一个晋升项目，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我也处于事业上升期，两人能陪伴婆婆的时间自然变少了。于是，她开始频繁地“发病”。起初是说自己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好几次我和陈斌在深夜熟睡时，被她虚弱的求救声惊醒。
有好几次陈斌急得连鞋都穿反了，背着她就往医院急诊跑。抽血、做心电图、拍CT，一套检查下来天都亮了，医生的结论总是惊人的一致：身体各项指标正常，可能是情绪紧张或者轻微的植物神经紊乱。
一开始我们觉得是医生查得不够仔细，后来花重金带她去省城最好的三甲医院做了全面的VIP体检，结果依然是除了轻微的血脂偏高，她比大多数同龄人都要健康。
后来只要陈斌哪天晚上说要参加公司聚餐不回家吃饭，或者只要我们夫妻俩计划周末去周边度个假，婆婆的“心脏病”就会准时发作。她会在电话里发出痛苦的呻吟，气若游丝地说：“斌斌，你快回来，妈感觉这次是真的不行了……”
陈斌无数次在领导和同事异样的眼光中冲出餐厅，或者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紧急掉头狂奔回家。推开门，看到的却总是她躺在沙发上，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幽怨地看着我们，仿佛在验收她的战果。
陈斌的神经在这个过程中被一寸寸拉扯至极限，他原本是个阳光开朗的人，但在婆婆无休止的折腾下，二十八岁的他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整个人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里常常透着一种深深的疲惫和绝望。
有一次从急诊回来的路上，陈斌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崩溃大哭。他知道母亲在演戏，但他不敢赌那万分之一的真实。婆婆就是利用了这万分之一，把他死死地钉在了道德的十字架上。
我怀孕那一年，由于孕早期反应剧烈，我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每天下班回家只想躺着。婆婆见状，不知从哪个微商群里买了几千块钱所谓“保胎排毒”的黑色药丸，非逼着我吃。
我看着那些三无产品，坚决拒绝了。但我的拒绝，像捅了马蜂窝。她开始在家里砸东西，把锅碗瓢盆摔得粉碎，指责我看不起她，说我要害死陈斌的骨肉。
陈斌闻讯赶回来时，家里已经一片狼藉。他疲惫地劝了婆婆几句，让她不要相信网上的骗子。婆婆见儿子不帮自己，情绪瞬间失控。
她冲进厨房，拿起一把切水果的尖刀，抵在自己的手腕上，双眼猩红地冲我们咆哮：“你们都嫌我多余是不是？好，我今天就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