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北京,中央军委正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黄克诚离开总参谋长岗位后,谁来接任,牵动的不只是一个职务安排,更关系到军队总部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总参谋长不是普通的军队岗位。作战指挥、军事训练、部队建设,许多重要事务都要通过总参谋部落实。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黄克诚先后承担过这一职责,几位都是军队中资历深、能力强的高级将领。
因此,1959年的选人,标准自然不低。既要有战争年代的威望,也要熟悉总部工作;既能处理军政关系,又要能够团结不同系统的干部。说得直白些,光有战功不够,光有资历也不够。
当时被提到的名字不少。中央方面曾考虑许光达、刘亚楼,军队方面也提出许光达、萧劲光。几个人各有长处,背后体现的,正是对能力、资历和军队整体布局的综合权衡。
陈赓也曾被认为是合适人选。他长期担任重要军事职务,战场经验丰富,处事灵活,善于团结干部。粟裕主持总参谋部工作期间,陈赓曾分管训练和作战,在粟裕身体不适时,实际承担过一部分主持工作的责任。
不过,陈赓的身体状况始终是绕不开的问题。他早年积劳成疾,心脏方面的毛病多次发作。总参谋长工作繁重,常常需要处理紧急军务,身体能否承受,显然不能只看个人意愿。这个人选,能力再突出,也必须把健康因素放进去衡量。
刘亚楼的军事才能同样突出。他参加过多次重要战役,长期负责空军建设,在创建人民空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在一些领导者看来,他性格较为强硬,处理问题有时锋芒明显。总参谋长需要与各总部、各军兵种反复协调,能不能听取不同意见,成为需要认真考虑的一点。
萧劲光则有另一种优势。他是很早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高级军事职务,后来又负责海军建设。论资历、威望和组织经验,他完全具备进入候选范围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他办事稳重,能够与不同方面的干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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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萧劲光与三军团的联系,也曾成为讨论中的一个因素。他并非平江起义最初的核心将领,后来才调入三军团,担任过参谋长等职务。那段经历当然重要,但与某些将领相比,渊源并不完全相同,因而在不同的军队布局设想中,所占分量也会有所差别。
许光达的名字之所以受到重视,原因更为复杂。他是装甲兵司令员,也是1955年授衔的大将,在军队现代化建设,尤其是装甲兵发展方面承担了重要责任。更关键的是,他出身红二方面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在贺龙领导下工作。
当时,军队高级领导岗位的配备,不能只看个人能力,也要考虑各方面力量之间的协调。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参谋部,若长期集中于同一系统,容易造成结构失衡。因此,选用干部时既讲究“五湖四海”,也要注意不同历史部队之间的衔接。
有意思的是,许光达与贺龙的长期共事经历,被认为可能有利于今后的工作配合。贺龙当时担任军队重要领导职务,若许光达进入总参谋部,彼此熟悉情况,沟通或许会更加顺畅。有人据此认为,许光达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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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讨论并没有立即形成结论。针对几位已经提出的将领,上级曾表示:“除他们外,还可以考虑其他人。”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意味着候选范围没有被限定,前面的推荐都还没有成为最终决定。
许光达没有被确定为总参谋长,公开材料对具体原因并没有完整说明。个人性格、总部经验、领导分工以及当时军队工作的实际需要,都可能进入综合判断。历史上的高级任命,往往不是单凭一项优点或一处不足就能解释清楚。
后来,林彪提出由罗瑞卿接任。罗瑞卿当时担任公安部长,已不在军队总部的日常序列中,但他与军队系统并不陌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与林彪分别担任过重要职务;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期间,两人也有长期共事经历。
罗瑞卿的特点,是熟悉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保卫工作,执行力较强,也了解高级干部之间的工作关系。经过研究,中央最终确定由他出任总参谋长。至此,持续一段时间的总长人选讨论,才真正落下了定音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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