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0年秋，江苏泰兴赵杜庄一带，红14军的战士们把枪支包裹好，悄悄埋进田埂、坟地和村舍附近。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整齐的队伍，能撤的撤，能隐蔽的隐蔽。对这支刚成立不久的部队而言，埋枪不是放弃，而是敌强我弱时保存火种的办法。
几个月前，这里还是红旗密集、锣鼓震天的地方。
1930年4月3日，如皋西南乡贲家巷，来自江安、卢巷、石庄、磨头以及泰兴古溪、黄桥等地的群众和赤卫队员，聚集了数万人。武器五花八门，有大刀、梭标、土枪，也有少量正式枪械。就在这样的队伍中，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正式宣布成立。
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苏地区建立的唯一一支列入中央序列的正规红军。它的基础并不雄厚，许多战士来自农民武装和地方游击队，军事训练有限，弹药更谈不上充足。可它所处的位置很特殊，活动区域紧邻南京、上海，敌人的统治力量密集，斗争从一开始就带着极大的风险。
首任军长何坤，湖南永兴人，曾在黄埔军校第四期预科就读，参加过广州起义。受组织派遣后，他来到通海如泰地区，和李超时、黄火青、张爱萍等人一道，把分散在各地的游击力量整合起来。
部队成立后，红14军没有只顾着打仗。组织群众、筹集粮款、建立基层政权，都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何坤常对干部讲：“队伍要站得住，不能只靠手里的枪。”这句话，正是当时红军建设的实际要求。
有意思的是，红14军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并不是远处的正规军，而是横在如泰和通海两个根据地之间的老户庄。当地地主武装张符秋控制着庄寨，保卫团、警察和保安队驻守其中，高墙深沟，机枪封锁，成为两块红色区域之间的一颗“钉子”。
为打通联系，何坤决定拔掉老户庄。
战斗开始后，红军从几路逼近。敌人的火力压住通道，部队一度难以前进。何坤没有留在后方指挥，而是提起轻机枪，踩着张爱萍的肩膀跃上草垛，向敌碉堡猛烈射击。
枪声骤然密集。
何坤身中数弹，倒在冲锋线上。战士们想把他抬下去，他却挣扎着说：“不要管我，继续打！”这道命令没有改变。红军最终攻下老户庄，但何坤也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32岁。
军长牺牲后，李超时接任军长兼政治委员。这个江苏邳县人长期在苏北开展组织工作，熟悉农村，也懂得怎样把群众发动起来。他接手的不是一支完整部队，而是一支刚经历重大损失、又面临强敌围剿的年轻武装。
李超时采取了更灵活的办法。部队分散活动，避开敌人优势兵力，集中力量打击薄弱环节，同时整顿纪律、加强训练。卢家庄、四甲坝、四扬坝以及六甲乡等战斗，红军利用熟悉地形和群众支持，多次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逐渐打开了局面。
红14军的活动范围一度扩展到苏中多个县份。如皋、泰兴、海门、启东等地的游击斗争彼此呼应，土地革命也随之展开。对国民党统治者而言，这支队伍距离南京、上海太近，威胁并不在兵力大小，而在于它把反抗的火种放进了统治腹地。
镇压很快加码。敌军调集地方保安队、警察和正规部队，反复搜索村庄，切断交通，逼迫群众交出红军。红14军缺乏重武器和稳定补给，长期作战后伤亡增加，部队逐渐陷入难以周转的境地。
连续作战中，红14军曾在泰兴一带三天七战。面对重兵压迫，继续集中突围很可能导致全军覆灭，保存骨干便成了唯一选择。于是，部分枪支被埋藏，人员化整为零，转入隐蔽状态。这个决定看似沉重，却保住了革命力量没有被一次打尽。
遗憾的是，李超时后来在镇江被捕。1931年，他被敌人秘密杀害，年仅25岁。至此，红14军两任军长先后牺牲，部队也暂时停止了公开活动。
但队伍散了，人员并没有全部消失。大队长张爱萍设法脱险，后来进入中央苏区，历任红军师政治部主任、骑兵团政治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副国级领导人。
黄火青也从苏北斗争中突围，先后参加中央苏区和新四军工作，后来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成为副国级领导干部。两人的经历说明，红14军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在极端环境中锻炼出了一批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
那些被埋进泥土里的枪，后来未必全部重新取出；那支番号短暂的部队，也没有等来从容发展的机会。但红14军在苏北留下的组织基础、群众联系和作战经验，成为后来新四军东进以及苏中抗战的重要历史伏笔。 unerquick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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