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4月24日，南京总统府附近，一名身穿素色旗袍的女子走到解放军军部前，向哨兵说明身份：“我是陈修良，想见军政委何克希。”哨兵并不认识她，只觉得这位女同志举止沉稳，不像普通来访者，便进去通报。
没过多久，35军军政委何克希快步赶到门口。见到陈修良，他明显十分激动，紧紧握住她的手。门口的哨兵看得发愣：一个刚被拦下的妇女，为什么能让军政委亲自出门相迎？
原因并不复杂。陈修良不是哪位将领的家属，而是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人民解放军攻入南京城之前，这座国民党统治中心早已存在一张隐蔽而严密的地下网络，陈修良正是这张网络的主要组织者。
她出生于浙江宁波，少年时期家境曾经宽裕，父亲去世后，家庭生活骤然困难。母亲仍设法供两个女儿读书，陈修良凭成绩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她擅长书法，也接触进步思想，后来参加学生运动，并因此被学校开除。
革命道路并非从容选择。大革命时期，她曾在向警予身边工作，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陈修良先后在上海、江苏等地从事地下工作，积累了组织、联络和应变经验。她的丈夫沙文汉同样是革命工作者，两人长期处在复杂危险的环境中。
抗战胜利后，陈修良被派往南京。这里是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特务机构密集，地下党员牺牲者众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不是短期冒险，而是长期潜伏，逐步建立情报、策反和城市内部联系。
为掩护身份，她曾以“张太太”的名义生活在南京。她出入茶馆、商界家庭和社交场合，偶尔与人打牌，看起来只是一个善于交际的富家太太。实际上，来往者中有人负责传递消息，有人掌握交通、警务或军政部门的情况。
这种工作最考验细节。一次，地下工作人员方休的妻弟来到南京。此人是国民党特务系统成员，身边可能带有重要资料。方休担心暴露，提醒陈修良暂时不要登门，她却判断，对方的出现也许正是获得情报的机会。
有一天，陈修良到方休家中时，妻弟外出，手提包留在屋内。两人打开后，发现里面有密码本。方休担心这是试探，不敢贸然取走。陈修良没有迟疑，只说：“机会不会等人，先把内容弄清楚。”
密码本被迅速转移，地下人员用了数小时进行抄录，随后又将原物放回。整个过程没有惊动特务。相关密码资料后来被送往上级情报机关，对了解国民党军队调动发挥了作用。这类行动没有枪声，却同样是在刀尖上行走。
陈修良负责的并不只是获取情报。她把人员分散安插到国民党军政、警务、交通等部门，建立相互隔离的联络关系。南京地下党还争取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使部分部队、警察和技术人员在关键时刻保持中立，甚至转向人民一方。
她尤其重视城市保护。南京是国民党首都，撤退前可能发生破坏，电厂、码头、警察机构和交通设施都关系到解放后的城市秩序。地下组织因此提前开展工作，争取有关人员守住设备，保存档案，维持交通。
渡江战役前，长江上的船只受到严格控制，解放军渡江面临船只不足的问题。地下人员通过水上警察和轮渡系统联络船工、警员，尽可能保全船只并提供接应。解放军进入南京后，城市没有陷入全面混乱，这些隐蔽工作起到了实际作用。
1949年4月20日夜，渡江战役开始。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中心被攻克。陈修良此前多年经营的情报和策反关系，也在这一刻由暗转明，成为接管南京的重要辅助力量。
次日，她来到军部与何克希会面。何克希早已听说这位地下市委书记，却一直未曾见过本人。面对眼前这位穿旗袍、神情从容的女同志，他感慨道：“原来南京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是您这样一位同志。”
陈修良没有把功劳归于个人。她与军政干部谈论的，是警务接管、人员安排、城市秩序和后续联络。门口那名哨兵后来才明白，自己拦下的并不是一位普通妇女，而是一名在敌人眼皮底下坚持工作多年的地下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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