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卡托研究所移民研究主任戴维·比尔拿出一组数据:2024年,无合法身份移民的监禁率是每10万人674人,而本土出生美国人是1195人。合法移民更低,只有3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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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摆在那里,但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我感觉这组数据本身就值得打个问号。美国本土出生人口里包含了大量黑帮成员、街头犯罪团伙——美国的帮派问题有多严重不用多说。移民群体里当然也有犯罪分子,但多数非法移民是来讨生活的,打黑工、躲着警察走还来不及,哪有闲心去混帮派?拿一个包含了全美黑帮分子的“本土出生”基数去跟“非法移民”比,犯罪率当然显得低了。这个对比本身就不太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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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过来想,这恰好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本土的社会治理出了大毛病,黑帮横行、犯罪率高企,不是移民带来的,而是土生土长的美国病。
比尔在听证会上引用的是卡托研究所202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研究了2010年到2024年十多年的数据。报告显示本土出生美国人每10万人里有1195人被关着,无合法身份移民是674人,有合法身份移民是30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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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无合法身份移民被关进去的可能性差不多只有本土出生美国人的一半。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资助的另一项研究看了德克萨斯州2012年到2018年的逮捕记录,发现无合法身份移民因为暴力犯罪被逮捕的比例不到本土出生美国人的一半,毒品犯罪不到五分之二,财产犯罪连四分之一都不到。
比尔还特别提到德克萨斯和佐治亚——这两个州在记录犯罪时会记下犯人的身份。研究结果显示,无合法身份移民的犯罪率只有本土出生美国人的一半多一点。合法移民更低,只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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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在听证会上说了一句让全场安静的话:“移民整体上让美国的犯罪率降低了,这样一来所有美国人成为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都小了。”
但共和党人不买账。
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奇普·罗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宪法与有限政府小组委员会主席,移民问题上的强硬派——当场对比尔的证词提出尖锐质疑。罗伊举了两个例子:科尔曼先生的女儿和福克斯女士的家人,伤害他们的肇事者都是非法待在美国的人,而且都是被拜登政府释放以后才惹出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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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一遍遍追问比尔:这些非法入境的人该不该在美国待着?被抓到的非法移民该不该被放出去?
比尔回答说应该给人们提供来美国的合法途径,但他说不清楚那几个具体个案是怎么回事。他的观点是应该把犯了罪的人赶走,而不是把所有移民都一棍子打死。罗伊不依不饶,说比尔在回避问题,还说比尔不肯承认那两个人压根就不该在美国。
我判断这场交锋暴露了美国政治的一个死结。左翼抱着统计数据说“你看移民犯罪率不高”,右翼指着具体受害者的脸说“你看这就是移民干的”。两边说的都是事实,但各说各话。统计意义上的“低犯罪率”和个案意义上的“移民犯罪悲剧”可以同时成立——一个群体犯罪率再低,也不等于这个群体里没有罪犯。但美国的政治辩论从来不接受这种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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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吉姆·乔丹还拿明尼苏达州索马里裔居民的数据来追问比尔:大概有42000个索马里裔居民,54%在领食品券,73%参加医疗补助,89%接受某种形式的政府援助。比尔回应说领救济不是好事,能工作、能作贡献才是好事,还反问乔丹为什么投票支持给那些福利项目拨钱的法案。
乔丹接着追问:42000个索马里裔里有89%在领救济,这对美国有什么好处?比尔还是坚持他的看法——各种各样的人都能给美国带来好处。乔丹马上说,他不知道对科尔曼先生的女儿和福克斯女士的家人犯罪的那些人算不算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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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研究所的数据也不是没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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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很多非法移民犯罪后服的是短刑期,或者根本没进州立监狱——被关在县级监狱、ICE拘留中心的人,美国社区调查根本统计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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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研究所另一份报告显示,1994年到2023年,非美国公民交的税比享用的福利多出了4.6万亿美元,其中无合法身份移民贡献了1.7万亿美元的净财政收益。报告说要是没有这些移民,美国的债务比现在还要高。
但共和党人会说:那福利怎么算?89%的索马里裔在领救济,这叫“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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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听证会不只是关于犯罪率数字的争论。它是美国政治极化在移民问题上的缩影。
9月2日,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官德博拉·博德曼对特朗普最新的出生地公民权行政命令下了初步禁令。博德曼在35页的判决书里写道这个新指令“几乎肯定违宪”。此前最高法院已经在2026年6月以5比4否决了特朗普的第一个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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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特朗普没放弃。2026年8月6日他又签了一个新命令,这次针对“生育旅游”。司法部辩护说新命令比之前的窄,博德曼法官没采纳。
行政命令、法院禁令、国会立法——三个分支在移民问题上全面开打。共和党人在国会推法案想把特朗普的边境政策变成永久性法律。罗伊在听证会上说得很直接:要是边境安全政策能变成永久法律,就能更好地防止庇护城市出现。
我看啊,美国左右翼在这个问题上还要掰扯很长一段时间。左翼一味向着移民也有问题——美国这么多社会问题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右翼和保守派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就是因为普通美国人看到了自己社区的变化、感受到了福利资源的竞争、听到了一个个像科尔曼女儿那样的悲剧故事。右翼抓着个案不放也有问题——拿几个悲剧故事否定整个移民群体,既不讲逻辑也不讲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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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辩论的本质,是美国人自己内部矛盾的投射。经济不平等、社会撕裂、族群对立——这些问题被包装成“移民犯罪率高低”的争论,在电视上、在听证会上、在社交媒体上一遍遍重演。左翼和右翼还会继续激烈地斗下去,直到内部矛盾彻底把美国的活力耗光为止。
而那个问题——“移民犯罪率到底高不高”——大概永远不会有让所有人满意的答案。因为美国人争的不是数据,是怎么定义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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