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数十年来，我的家乡基拉一直在沉默中坚守。基拉位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萨尔菲特省，是当地最小的村庄之一。它偏远而宁静，长期以来较少被外界觊觎，避免了大规模的土地没收和激进的进入。这种因偏僻而来的保护正在消失。近几周，有组织的武装以色列定居者开始定期、未经许可地进入村庄，进行所谓的“探索性徒步”。他们持步枪穿过民居，查看古罗马蓄水池，深入山谷勘察当地圣地，给它们冠以希伯来语名称，并声称这些地点与《圣经》有关。
在外人看来，这似乎是无害的休闲活动，但实际上是领土扩张的前奏，是一次勘察行动，传递出没有任何巴勒斯坦空间是安全的信号。定居者自己也毫不掩饰：一个徒步团体的创始人曾直言，“徒步者的脚走到哪里，边界就会划到哪里”。不必看得太远，纳布卢斯附近的泰勒村已经展示了这一进程的结果。今年7月，一次武装定居者“徒步”引发冲突，4名巴勒斯坦人在泰勒村遇害；随后，愤怒的定居者焚烧了附近村庄的房屋。
在约旦河西岸，这种以“平民”面目出现的勘察活动，往往是致命暴力的先兆。定居者已经成为巴勒斯坦人集体意识中挥之不去的威胁，他们不断侵占和夺取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他们的扩张不再仅限于空地、国有土地或公共土地。定居者采取的是一套有步骤的模式：先以“探索”为名来到当地勘察土地，为巴勒斯坦地点赋予希伯来语名称，以制造历史上的正当性。接着，他们搭起一顶帐篷，帐篷很快变成带有其他建筑的活动板房；随后出现牲畜围栏，以及一辆卸下牲畜的卡车。
这种临时哨点会逐渐演变成一个家庭或一群年轻男子的永久住所。他们放牧牲畜，占据当地牧场，驱赶巴勒斯坦牧民的畜群，并声称土地属于自己。这一“牧场式定居”模式的操盘者，为这些前哨点配备了四驱车、无人机、自动步枪、夜视仪，以及维持其长期存在所需的一切后勤支持。他们的活动范围正以令人忧虑的速度扩大。有组织的团队通过游览熟悉周边地理，包括巴勒斯坦城镇、村庄和社区深处的历史遗址、宗教圣地、蓄水池和泉眼。
这些闯入行动的心理层面，与其实体存在一样经过精心设计。定居者会录制游览过程，并制作成配乐精良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最令人不安的是对声音的挪用：视频中使用传统巴勒斯坦民间旋律，这些节奏与我们的乡村和祖先紧密相连，却被重新填上带有宗教意味的希伯来语歌词。定居者一边行走在我们的田野间，一边把希伯来语歌词叠加在本土巴勒斯坦旋律上，试图实现双重抹除：既用《圣经》地名重新命名古老的巴勒斯坦地标，也挪用巴勒斯坦农村生活中的声音记忆。
这些闯入还为居民设置了危险的陷阱。如今，一名巴勒斯坦人打开窗户，看到定居者在村中街道游荡、可能进入自家庭院、查看店铺或拿走财物，已不再令人意外。但当巴勒斯坦人试图保护自己、住宅或财物时，以色列当局和媒体会立刻将其描述为出于民族主义动机袭击“犹太徒步者”。这种颠倒黑白的叙事，实际上让定居者得以以自卫为名虐待甚至杀害巴勒斯坦人。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抵抗的代价是彻底的。捍卫财产，可能意味着当场被杀；可能意味着家宅被列入惩罚性拆除名单；也可能意味着整个村庄遭受集体惩罚和封锁。基拉村尚未发生冲突或财物破坏，但平静并不能带来安慰：这类勘察很少会长期停留在被动阶段。当定居者走进我的村庄，把我们的旋律配上希伯来语祈祷词，并宣称我们的古罗马蓄水池属于他们时，他们是在宣示对我们财产的所有权，将我们的庇护之地变成一条活跃的前线。没有人能预测，这种难以承受的紧张局势会以何种方式、在何时何地爆发。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曾将袭击巴勒斯坦社区的定居者称为“恐怖分子”，但同时坚称他们只是“极少数”的“非定居者”，并将绝大多数定居者描述为和平的邻居。定居活动本身就是对我们土地的非法、侵略性夺取。当武装团体进入我们的村庄，侵占我们的水源，在国家支持和军方保护下瓦解我们的社区时，他们共同构成了针对平民生活的恐怖机制。
我们承受的压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加剧，尤其是对年轻一代而言，他们看到通往正常生活的每一条道路都被堵死。为了留下来，我们需要国际社会提供真正的支持；最重要的是，需要对占领当局施加切实压力，制止定居者在整个约旦河西岸不受约束的恐怖行径。我们承诺不会离开。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家园和平生活、建设并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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