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在总参时做了啥，让堂堂开国上将赞叹成那样

1954年10月，粟裕正式担任总长。

就职后，他似乎带有普通人共通的特点，不吝于过早表达自己的观点。

当然了，以他的功力和军事经验，哪怕是过早，也非常有科学性。

比如对各军种的建设，粟裕担任总长两个月后，就不加掩饰地提出真知灼见。

这件事发生在1954年12月，起因是研究如何应对核打击，粟裕提出了两个容易对他个人带来影响的观点。

一是建立统帅部预备队炮兵部队。粟裕认为，一旦外国侵略军用原子弹攻击撕开我重要战略战役方向的缺口，只有强大的陆军炮兵部队才能堵住轰炸地域附近的缺口。

而由于我国地域广大以及交通条件落后的限制，无法快速集结分散在各大战区的炮兵部队，很有必要建立一支由最高统帅部直接掌握的强大炮兵部队。

这是粟裕主张建立全军总预备队想法的源头之一。后来正是这件事，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二是优先发展空军。

应对敌核打击，保卫国土重要目标，以及掩护陆军集团和海军，都需要空军。所以在陆海空三大军种中，必须优先发展空军。粟裕甚至加重语气地讲，空军建设应成为当时全军建设的中心环节。

粟裕还对之前制定的空军建设计划提出意见，原来计划到1967年底“三五”完成，空军建设150个团，其中歼击机100个团，这样的规模远远达不到应对原子攻击的要求。

讲这些话是需要魄力的，当时各大军兵种都处在起步发展期，谁都想多要些钱，快速增长部队规模。总长虽然位高权重，毕竟上面还有彭总这一级，更上面是老人家定夺大事，总长很多事能建议但无法决策。

这样厚此薄彼的政策性的话讲出来，无疑会引起有的人的不痛快，甚至抵触、反对。这是后来直到80年代初历任总长都处在风口浪尖的制度性根源之一。

那有人会问了，粟裕是不是只是政策性地讲一讲，把应付核打击的战略命题，略讲一讲，拿去给彭总看看就行了，管他有用没用。

还真不是简单说说。

在这次向彭总上报告之前，粟裕就在多个场合表达过类似观点，即使当时他只是副总长。

据粟裕秘书张剑回忆，大概在1953年，粟裕有一次主持会议，研究给各军兵种分配年度经费。

大家争的很激烈，后来到粟裕拍板了，粟裕说了一番话，大意是：

第一，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

第二，僧多粥少不够分，按各军兵种提报的经费需求，超过今年总投入的3倍还不止。

第三，应该优先建设空军，抗美援朝还在打，扩大空军力量是迫在眉睫的事。请大家理解。

粟裕最后谦虚地说：“作为一得之愚，请大家考虑。”

如果这样的谦词是某些从未打过仗的领导讲出来，那就是徒增笑话，什么一得之愚，就是愚见、浅见、不成熟的见、不能接受的见。

但这是502讲的，一位战功赫赫、连刘伯承、101都佩服的战神，话说的越谦虚就越有力量。不服吗？你弄个章程出来给我看看。

大家心悦诚服地各自回去削减经费预算。

刘亚楼感激地对粟裕说：“副总长，您支持了我们空军建设。”粟裕淡淡地说：“这是大家支持空军。请你们要精打细算。”

优先支持空军建设这件事，在总参浩繁的工作中，只居其一，而非核心，更不是全部。举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

粟裕当总长，是奔着做实事去的，而非高高在上当官僚，更不是借此谋得更大政治地位。但悖论就在于，做事会触碰有些人或有些领域的利益，职务越高，这种概率越大。有些人选择做官僚，一定程度上也是自保之举，少做事起码可以少得罪人。粟裕没有这种庸俗的自保策略，这是他后来莫名其妙解职的悲剧性源头。

观察彼时粟裕的各种文选，延续了战争时期的务实之风。

比如，经常出现具体的地名。讨论国土防空的重要城市，他列出50个城市名，每个省份都有。山东方向列了四个，济南、青岛、烟台、威海卫，那时威海还没有划成地级市，尚属烟台管辖。

比如，经常出现的数据。对空军年度训练用油，他在官方文件中举出22万吨的数字，观察总结之细致可见一斑。我们当然反对那种“机枪前移50米”式的段子（实际上凯公也没有那么不堪），但也不提倡高级将帅只管宏观问题，而缺乏对具体数字的敏感性，那样只会越来越官僚化、越来越粗放化。

对核弹打击的杀伤范围，他列举出中型原子弹的当量约为4万吨TNT，其有效杀伤范围约1000米，在此距离内一切暴露在地面的人员和武器必然无法生存，但爆炸中心点500至1000米范围，如果处于掩体内可大量减少伤害。

粟裕还对比了氢弹的杀伤范围，说虽然它的当量是原子弹的100倍以上，但其杀伤地幅半径只有原子弹的20倍。这是技术特性决定，与常人所想当量越大杀伤就越大的惯性思维略有出入。

尤其是这一点，鲜明体现了粟裕尊重科学、研究科学的谦虚态度。

再比如，对战争方式和手段的探讨。

粟裕立足于朝鲜战场的特点，认为空地一体化的战斗方式，将改变以往平面作战特点。必然出现围绕固定的战线和固定的重要城市，进行规模巨大的防守与反击作战。这和以往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基本没有固定战线的模式大不相同，仍以游击战为主体的作战手段，很难歼灭敌人主力。

当然粟裕也不能不照顾老一辈的感情，说固然我们仍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但只能作为协助主力作战的助手。

在当时，有这样的犀利且先进军事创见的人并不多。

杨尚昆对粟裕的评价，很精准地概括了这种宝贵的特质。他说：“粟裕既重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又密切注视世界各国军事科学的新发展里；注视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和影响，又从我国国情和军情出发，对军队建设、战略方针、作战指导、战场建设等方面，对解决现代战争中我军面临的许多新课题，进了行艰苦的有价值的探索和研究。”

这段话微言大义，需要结合上面举的例子观察。

粟裕大将之所以令人佩服，让张爱萍上将赞叹粟在的时候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什么道理呢？总参那样高级别的部门，例来不缺会当领导、会协调处理各方关系的大人物，白袍、大黄、长子、小黄包括老杨哥在内，都是世之高人，当领导都没有问题，老杨哥当的尤其好。但无论哪一位，在做实事、有创造性这方面，都无法与粟大将相提并论。

他不光是战争年代屡出奇计、屡建大功的战神，更是一位善于与时俱进、不断探索新军事方向的大智慧之人。

可惜老天爷对我军太吝啬了，只给了一个粟大将。

可惜时代对我军也太吝啬了，只让粟大将当了4年总长。

观察粟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些，相比革命战争时期，会有新的发现，以及对粟裕人生智慧更立体的认识。

他虽仁善，但绝非善到任人欺负。那段风波骤起的年代，他是怎么安然无恙地度过的呢？敬请各位阅读后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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