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腊月二十八，村口风大，刮得人脸生疼。
我那越南媳妇梅梅从大巴车上跳下来，身后跟着四个蛇皮袋，鼓得快要撑破。
走之前我给她拿了50万，让她回九年没回的娘家看看，顺带尽孝。
街坊都说我傻，说这钱指定打了水漂。
我不信，也不敢信。
梅梅冲我笑，露出两颗小虎牙，说：“老公，打开看看。”我弯腰去拉拉链，手指头有点抖。
等我看清袋子里的东西，脑袋“嗡”的一声，整个人钉在原地，半晌没动。
院门口的人越围越多，有人倒吸凉气。
我听见吕强在人群里喊了一嗓子：“哥！这……”
01
腊月二十三，小年。
北方人讲究这天吃饺子，我家也不例外。
赵秀娥在灶台前忙活了一下午，剁了两斤猪肉白菜馅，和面擀皮，一个人全包了。
我打下手剥蒜，晓萌在屋里写作业。
梅梅帮赵秀娥包饺子，两人挨着坐，有说有笑。
赵秀娥嘴上嫌弃梅梅包的饺子“馅太小”，手上却把她包好的饺子摆得整整齐齐。
我坐在炕沿上看着，心里想，这种日子，挺好了。
梅梅来我家四年了。
四年前，邻县的李媒婆领着一个瘦瘦小小的越南女人来家里，说这姑娘在婚姻介绍所当翻译，会讲中国话，人也勤快。
我那时候刚丧妻两年，店里一摊子事，晓萌还小，家里穷得叮当响。
梅梅进门的时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外套，头发扎成一把马尾，冲我笑了笑，说：“你好，我叫阮氏梅。”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女人不招人烦。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顺当。
梅梅能干，店里进货出货、记台账、跟客户打交道，样样拿得起来。
头一年，她把仓库里压了大半年的一批铁锹改成短柄的农家锹，换了种卖法，一个冬天全卖光了。
第二年，她说服我盘下隔壁的空门面，我犹豫了半个月才答应。
她也不催，自己把门面打扫干净，刷了墙，进了货，等开春通村公路一修好，门面租金翻了一倍。
村里人都说我有福气，讨了个能干的外国媳妇。
可背后也有人嚼舌头，说我是“花钱买的老婆”。
这话传到耳朵里，我心里不是滋味，但也没法说什么。
我就记得那天，赵秀娥端着一盘饺子从厨房出来，嘴里嘀咕：“马上过年了，隔壁老张家的儿媳妇从四川回来，带了两箱腊肉。我这儿媳妇……”话说了半截，没往下说。
梅梅脸上的笑僵了一下，低头继续包饺子。
我放下蒜头，说了句：“妈，行了，吃饭吧。”
饺子端上桌，热气腾腾的。
一家人围坐在炕桌前，谁都没再说话。
吃到一半，梅梅忽然放下筷子，低着头，声音有点闷：“我有九年没回家了。”她顿了顿，又说：“我娘前些日子写信来，说家里遭了水灾，房子塌了半间，我爹腿脚不好，我娘也病了一场。我想……回去看看。”饭桌上静了下来。
赵秀娥夹饺子的手停在半空，晓萌抬起头看了看我，又看看梅梅，没吭声。
我嚼了一口饺子，嚼了半天，咽下去，说：“大过年的，回什么回。”梅梅没再说话，低头又拿起筷子，夹了一个饺子，咬了一口，嚼了嚼，吞下去。
那顿饭，谁也没吃多少。
晚饭后，我在院子里抽烟。
天冷，烟头一亮一亮的。
吕强骑着电动车来了，车都没下，趴在车把上冲我咧嘴笑：“哥，听说嫂子要回越南？”我没搭理他。
他嘿嘿两声：“哥，你琢磨琢磨，人家嫁到中国来图你啥？你一个开五金店的，四十五了都。人家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我掐了烟头，扔在地上，碾了一脚：“你大晚上过来有事没事？没事滚蛋。”吕强骑着电动车走了，走远了还在喊：“哥，我可提醒你！别到时候人财两空！”我在院门口站了半晌，北风刮得后脖颈子发凉。
夜里，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
梅梅在隔壁屋，晓萌在那屋。
我一个人盯着黑漆漆的房梁，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隔壁传来哭声，压得很低。
我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
那哭声像根细针，扎得我后背不得安宁。
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吕鑫，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个决定：让她回。
但要让她风风光光地回。
我也说不清这是为了她，还是为了我自己的面子。
我只知道，既然让她回，就不能让她空着手回去。
02
凑钱的事，我没跟谁商量。
店里账上压着四万多的货底钱，我又去找了两个铁哥们儿，一个借了三万，一个借了两万。
赵秀娥把她攒的一万五养老钱拿出来，塞到我手里，没说别的，只说了一句：“该花的钱，花。”
我心里发酸，没接。她把钱硬塞进我兜里，转身走了。我看着老太太的背影，脊背弯了，头发白了大半。我攥着那一万五，靠在门框上站了老半天。
最后，我自己又添了五万。
一共凑了五十万整。
存进一张银行卡里那晚，我坐在桌前，拿那张卡在灯底下翻来覆去地看，像看一张烫手的炉条。
我活了四十五年，从来没一次性拿过这么多钱。
晓萌从屋里出来倒水，看见我就着灯看银行卡，放下水杯说：“爸，你就是不信她。给钱是怕丢面子吧？”我瞪了她一眼：“你小孩子懂个屁。”晓萌没理我，端起水杯回了屋。
门关上之前，她丢了一句话：“我要是梅姨，我就拿着钱跑了，让你丢人。”我啪拍了一下桌子，又想吼她，但张了张嘴，什么也没吼出来。
梅梅倒是照常过日子。
洗碗、擦灶台、扫地、喂鸡，忙前忙后，看不出要出远门的样子。
只是晚上临睡前，她在缝纫机前坐很久。
我扒门缝看过一回，她正在给赵秀娥织一条红围巾，毛线是今年秋末她赶集时买的，暗红色，不艳，看着暖和。
她织得很慢，一针一针的，像在数着什么日子似的。
腊月二十五晚上，我忽然翻了个身，对着黑漆漆的屋顶说：“卡里五十万。你拿着，给你爹娘修房子，看病。”梅梅没吭声。
我以为她睡着了，正要闭上眼，她开口了，声音很静：“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我说：“你别管。你拿着就是。”梅梅沉默了一阵，什么也没说。
我把身体转过去，背对着她，不让她看见我的脸。
那五十万里，有我借来的五万，有我娘给的一万五，有我攒了四年的积蓄，还有我这张老脸。
我全押上去了。
我说不清押的是钱，还是别的什么。
腊月二十六，我把银行卡揣到梅梅手里。
她握得很紧，抬头看我，眼睛红了一圈，但没掉泪。
她说：“我十几天就回来。”我说：“嗯。”她又说：“我不拿这么多，我拿三……”我一摆手：“让你拿着就拿着。别磨叽了。”
那天下午，梅梅买了一个大的编织袋，开始收拾行李。
赵秀娥坐在堂屋里择菜，眼睛跟着梅梅转，嘴上不说话。
等梅梅提着编织袋出去洗，赵秀娥低声问我：“你真给了？”我说：“嗯。”赵秀娥手里的菜没放下，沉默了好半天，轻声叹了口气：“这钱……就当买个教训吧。”我听了心里“咯噔”一声，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我握着搪瓷缸子，半天没下句话说。
03
腊月二十七，镇上的汽车站。
北风吹得站台边上那棵老杨树呜呜地响。
梅梅提着编织袋，背着个旧帆布包，站在候车棚底下。
赵秀娥没来送。
她说不来，嫌丢人。
晓萌来了，站在我旁边，一双手插在棉袄兜里，不吭声。
车来了，司机催人。
梅梅走向车门，迈上去，又下来，转身冲我走过来。
她站在我面前，鼻尖冻得发红，眼睛亮晶晶的：“我走了。”我说：“嗯。”她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到我手里，是那张银行卡。
我愣住了。
她说：“你拿着。等我到了那边，你打钱给我也行，不然路上丢了就没处找去。”我攥着卡，掌心出了一层汗。
她笑了一下，转身上车了。
车门关上，车发动了。
我站在那里，看着车屁股越走越远，拐个弯就不见了。
晓萌在旁边看了我一眼：“爸，你脸都白了。”
我没说话，蹲在站台上，点了一根烟，抽了半包。
风大，打火机点了好几次才点着。
半包烟抽完的时候，手机响了。
赵秀娥打来的，接通就问了句：“走了？”我说“嗯”。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老太太叹了口气：“这钱……就当买个教训吧。”我握着手机，指头捏得发白，没说话，啪一下挂了。
我在站台又坐了一阵子，然后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往家走。
一路上，风一直往脖子里灌。
腊月二十八到腊月三十，家里冷清得像一座空房子。
梅梅在的时候，她总有办法让屋里有点响动。
她看电视的时候会跟着哼两句越南调子，炒菜的油烟味能飘满院子。
她这一走，连灶台都沉默的不像话。
赵秀娥顿顿做三个人的饭，做完了端上桌，三个人谁都不怎么动筷子。
除夕夜，我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放着春晚。
赵秀娥织那半条围巾。
是暗红色的毛线。
我一眼认出来，嘴上没问，心里发紧。
梅梅那条围巾织了一半，线团丢在缝纫机篮子里走的时候没带走。
老太太不知什么时候捡起来，自己接着织。
我看了她一眼，她低着头，一针一针，动作很慢。
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地响。
年初二晚上，梅梅打来一个电话。
信号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
她在那头说：“到了，家里房子塌了一半，爹娘都还好。你别担心……”我说：“嗯。卡你拿着用。”她顿了顿，说：“信号不好，到了再打给你。”然后电话就断了。
从那天起，再也打不通。
我拨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是“无法接通”。
起初我告诉自己，越南那边山区信号差，正常。
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我开始坐不住了。
吕晓萌有天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我蹲在堂屋门口，手里握着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是梅梅的照片。
她没吭声，站了一会儿，回了屋。
第二天一早，她倒了杯热水放在我桌上，没说话。
我端起那杯水，手有些抖。
04
吕强又来了，提着一瓶白酒。
“哥，我陪你喝一杯。”他进屋就坐下，拧开瓶盖倒了两杯，递给我一杯。
我没接。
他也不恼，自己喝了半杯，咂了咂嘴：“哥，我跟你说个事。镇上陈老二家，前年娶了个外国媳妇，也是越南的，花了八万。结果你猜怎么着？上个月人家跑了，钱也没了，人也没了。”我把酒端起来，一口闷了。
辣的，呛得嗓子疼。
吕强还在旁边絮叨：“哥，我就想说，你自己心里有点数。”
我放下酒杯，看着他：“你什么意思？”吕强摊开手：“没啥意思。就是提醒你，别到时候连个退路都没有。嫂子这人好不好，我承认，干活是一把好手。可是哥，那是五十万，不是五百块。”我没说话，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吕强还在说：“你别怪我说难听的话，我也是为你好。”等他说完，我搁下酒杯，声音有点哑：“说完了吗？说完了就滚。”
吕强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对着那瓶酒，一坐坐到后半夜。
院子里风很大，把鸡棚的铁皮吹得哗啦响。
我握着手机，一遍又一遍拨那个国际长途，每一次都是忙音和冰冷的提示音。
我算了算日子，她走了九天了。
九天，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村里的风言风语已经开始传了。
我去小卖部买烟，卖烟的张老头问我：“老吕，你媳妇儿回来没有？”我说：“快了。”他“哦”了一声，眼神意味深长。
我转身就走，也没买烟。
我回了家，赵秀娥坐在堂屋里，面前摆着那条红围巾，已经织了大半。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我以为她要问梅梅的事。
她说：“你这几天瘦了。我给你下一碗面去。”我没吱声。
她去了灶间，锅碗响了好一阵子。
端上来一碗热汤面，卧了一个荷包蛋，放了两片白菜叶子。
我接过来，筷子在碗里搅了半天，一口都吃不下。
赵秀娥坐在对面，看着我跟碗里的面较劲，半天没说话。
末了，她站起来，把围巾叠好放到柜子里，轻声说了一句：“儿啊，有些事，认了就认了。”
我握筷子的手猛地一顿。
我说：“妈，你说啥呢？”赵秀娥没回答。
第二天一早，我听见她在灶台边，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谁说话：“那姑娘，不至于的。”
而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在越南那边，梅梅正被堵在寨子口。
一个男人指着她的鼻子骂，说了一串我都听不懂的越南话。
那个男人，是她以前的男人。
梅梅这趟回来之前，从没跟我提起过这个人。
她嫁给我的时候只说“没有结过婚”。
我现在想想，也懒得去想真假，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她下个月回得来吗？
05
第十一天。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是正月初九。
风小了些，太阳出了个淡淡的影子。
我正蹲在店门口上货，一箱钉子搬到三轮车跟前，弯腰去拽第二箱的时候，听见有人喊了一声：“老吕！你媳妇回来了！”
我手里的箱子“咣当”一声砸在地上。
我转过身，顺着声音看过去。
村口那边，一辆银灰色面包车停在路边。
后车门开着，一个穿红棉袄的身影正在往下拽东西。
是梅梅。
她瘦了一大圈，脸颊都凹进去了，颧骨凸出来，头发胡乱扎着。
可是她确实是她，正在使劲从车里拽一个蛇皮袋。
面包车司机下来帮忙，两个人合力把袋子拖下车，搁在路边。
我一共数了数，四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
每一个都沉甸甸的。
我当时心想：她怎么带回来这么多东西？
我没顾上想太多，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
跑到她面前，脚下却刹住了，像被什么东西钉住似的。
我想张嘴说点什么，可是嘴张开又合上，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梅梅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冲我笑了笑：“愣着干啥？帮忙搬东西啊。”她的嗓子有点哑。
我看着她，想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可张了半天嘴，说出的是：“你……你回来了。”
她看着我笑了，眼圈有点红：“嗯，回来了。”我低头去搬蛇皮袋。
好沉。
第一个袋子我拎了一下，少说五六十斤。
第二个更重，差点闪了我的腰。
司机帮我把后面两个袋子卸下来，我掏出五十块钱给他，他没要，摆了摆手说：“你这媳妇路上倒了三趟车，不容易，留给她买点吃的吧。”我愣了一下，又往他手里塞钱，他死活不收，开着车就走了。
我看着那辆车开远，心里说不清什么滋味。
梅梅站在四个蛇皮袋中间，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吐了口哈气：“走吧，回家。”我回过神来，扛起一个袋子就往家走。
一路上，村里人像看热闹一样从门口探头探脑。
有人打招呼：“哟，老吕，媳妇回来啦？”我点头也不是，不点头也不是。
梅梅走在我旁边，落落大方地招呼人家：“回来了回来了，新年好。”到了院门口，赵秀娥已经迎出来了。
老太太站在门坎上，看着梅梅，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最后说了一句：“瘦了。饿了没有？我给你做碗面去。”她转身进了屋，我看见她偷偷用袖子擦了一下眼角。
吕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站在院门口，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四个蛇皮袋：“嫂子，这带的啥宝贝回来？”梅梅笑了笑：“好东西。”她弯腰拉开其中一个蛇皮袋的拉链，示意我往里看。
我弯下腰，探头往里看。
第一眼，我脑子没有反应过来。
袋子里是一捆一捆百元大钞，每一捆都用皮筋扎得好好的，就像刚从银行取出来那样。
我数不清有多少捆，只看到塞满了大半个袋子。
我抬起头，愣愣地看向梅梅。
梅梅看着我，眼睛微红。
围观的人越围越多，看热闹不嫌事大。
我站在蛇皮袋旁边，像被雷劈了一样，整个人僵在原地，嘴唇掀起又合上，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听见吕强在人群里喊了一声：“哥！这……”后面的话我没听清，脑子嗡嗡的。
梅梅弯下腰，把拉链重新拉上，拍了拍手，轻声说了句：“回家再说，外面冷。”
我盯着那个蛇皮袋，喉咙发紧。五十万，我说让她拿着用。她不但回来了，还把那些钱原封不动地拉回来了。
06
进了堂屋，赵秀娥关了院门，拴上门闩，把看热闹的邻居全挡在门外。
屋里只剩我们自家人。
四个蛇皮袋在堂屋地上排成一排，鼓鼓囊囊的。
梅梅蹲在地上，挨个拉开拉链。
我站在旁边，手心全是汗。
赵秀娥坐在椅子上，双手绞着围裙。
晓萌站在门边，眼睛瞪得大大的。
第一个袋子，打开，钱。
一捆一捆的百元大钞码得整整齐齐。
我数了数，四十捆。
手有点抖。
我抬头看梅梅：“这……”梅梅说：“四十万。一分没动。”又指了指袋子底下：“还有一封信。”我没去拿那封信，先问：“那十万呢？”梅梅的声音很平静：“给爹留了五万，修房子。五万，给娘看病抓药。爹说了，闺女嫁到中国就是中国人了。这钱是女婿的血汗钱，不能全拿。”我的喉咙像堵了一块棉絮，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第二个袋子，拉开。
一股浓烈的麻香味冲出来，直钻鼻腔。
满满一袋子干花椒。
颗粒大而饱满，颜色暗红，在屋里日光灯下一照，泛着油亮亮的光泽。
我抓了一把放在掌心看，比我在批发市场进的货好了不止一两个档次。
第三个袋子，拉开。
是干蘑菇。
每一朵都大如巴掌，朵形完整，干度好得很，是上等货。
一百斤打不住，我掂量了一下分量，比木耳那批压仓库的货沉多了。
第四个袋子，拉开了。
没有货，全是家里的东西。
一小包草药，用塑料袋裹得严严实实，梅梅说是山里采的跌打药，给赵秀娥的腿。
一个绣花书包，手工绣的小燕子，给晓萌的。
一个布包，包里是一卷织了一半的暗红色毛衣，是给我的。
毛衣用油纸包着，里面夹了一封信，信封上用越南文和中文工工整整地写了三个字：老吕亲启。
我没有当场打开那封信。
我蹲在那四个蛇皮袋前头，看着地上那一大堆东西，脑子涨成一个浆糊桶。
赵秀娥先开口了：“梅梅，那五十万……你咋没花呀？”梅梅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笑了笑：“妈，不是没花，是花了没花完。给爹娘留了五万修房，五万治病。剩下的四十万，我不能拿。这钱是吕鑫踏踏实实攒下来的家底，我不能让他为我爹妈搭上全部身家。”她说着，从棉袄内兜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递给我。
我接过来，手有点抖，展开一看，是一份合同。
越南文和中文各一份。
甲方是越南老街省一个寨子的名字，乙方是我的五金店的名字，签约人写着“吕鑫”和“阮氏梅”两个名字。
合同下面，附了一串签名和红手印。
甲方签字栏里，是歪歪扭扭的名字和王玉生的手印。
我数了数那些红手印，有十几个，密密麻麻按在纸上，像一朵一朵红的花。
我攥着那张纸，手抖得越来越厉害。
梅梅说：“我收了四个寨子的山货，大红袍花椒五十斤，野生干蘑菇一百斤。这都是上等货。我跟寨子里签了长期供货合同，以后直接从越南发货，省去中间的批发商，成本能降下来一半。”她停了停，声音轻了一些，“你不是说店里进了那批掺假花椒，把口碑砸了吗？咱换好货，把客户一个个再拉回来。”
我攥着那张纸，手背上的青筋蹦了出来。
我低着头，盯着那些红手印看了很久。
赵秀娥轻轻叹了口气。
屋里安静了很久，只听得到晓萌吸了吸鼻子的声音。
她忽然开口说：“梅姨，你……你这一趟，是不是特受委屈？”梅梅怔了怔，冲她笑了笑：“不委屈。就是路上有点折腾。”她说着，下意识地卷了一下左袖子，胳膊上露出一块青紫的痕迹。
她马上又拉了下来。
我没问。
我看到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戳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锁上堂屋门，把那四个蛇皮袋搬进里屋。
赵秀娥帮梅梅烧了热水让她洗了澡。
梅梅钻进被窝就睡着了，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
我坐在炕沿上，看着她熟睡的脸。
瘦了。
眼窝深陷，颧骨凸出来，嘴唇干裂，像脱了一层皮。
她裹着被子缩成一团，像一只走丢了又找回来的猫。
我坐了很长时间，直到赵秀娥敲了敲门缝，轻轻地说：“儿啊，出来吃口饭吧。”我摆了摆手，没动。
第二天一早，我拿了店里的弹簧秤，把花椒和蘑菇一袋一袋称了重量，用自封袋仔细分装好。
花椒五十斤整，蘑菇一百零三斤，只多不少。
我蹲在地上分装的时候，梅梅端了一碗粥过来，坐在我旁边。
我们谁都没说话，就那么待了一会儿。
她忽然开口说：“我前夫找过我要钱。”我手里的动作停了。
她继续说，语气平静：“我没理他。他不敢。我爹把寨子里十几条汉子都叫来了。”
我放下手里的花椒袋子，抬头看着她：“我打个电话给我那边的朋友。以后他再敢碰你一根指头，我过去弄死他。”梅梅笑了，眼眶红了一下，低头喝了一口粥，轻声说：“不用了。我爹说了，他要是再来闹，寨子里的兄弟不会便宜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