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告诉别人你不高兴是一种责任

电影《可能的爱情》

你听说过“附近”“把自己作为方法”吗？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初版面世之后的六年，也是“附近”“把自己作为方法” 从学术语境走进无数年轻人的日常表达的六年。

但在概念从纸面落向生活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从自身理解世界并不容易，参与“附近”也并不总有效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关心别人的家长里短”，有人想就把自己作为目的。

当世界继续变化，《把自己作为方法》所提供的方法还有效吗？

在增订的五万字对谈中，项飙与吴琦从年轻读者们具体的困惑出发，重新讨论“附近”的困境与可能：为什么附近必须是现实中的关系，而不是线上同温层？为什么关心他人的生活，并不是一种额外负担，而是认识自身处境的方式？谈“附近”是犬儒的吗？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增订版）中新增对谈的节选。它延续了这场持续近十年的思想交流，也回应了这几年间年轻人面对的新的焦虑与疑问：我们如何能不把所有问题都归因为根源性的问题，而是将表达自己的不高兴作为一种责任，通过分析与追问来获得反对的力量。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增订版）

全新上市

《把自己作为方法：

与项飙谈话》

（增订版）节选

对谈：项飙、吴琦

吴琦 我下面就援引一些特别具体的读者的描述，请您来回应，看看是不是可能有更具体的推进。有年轻的读者说：“我为啥要关心别人的家长里短……你的天堂，我的地狱……基于实体世界的真实性前提，我的治理方案更倾向于专业人、行业人、爱好者的聚合，团体间跨科交叉，不限地域，更具功能性，可产生经济或非经济协作。”这样的意见应该从您提出“附近”这个概念以来一直存在，尤其是年轻朋友基于互联网等新的技术条件，能够遇到跟自己相似、相近的人，产生了新的社交可能，所以这个概念好像有一部分始终没有充分地落到他们自己的实践中去。哪怕是经过疫情对这个概念的刷新，大家因此被迫有了更多跟“附近”相处的经验，看到了“附近”的重要性，但依然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

项飙 你讲到一个有意思的点是，“附近”这个概念触动了年轻人的一些痛点，也引起了一些思考，但是觉得它不能落地，所以有犹疑（ambivalent）的感觉。对于学术工作者来讲，这是一个有趣的状态——你提出一个说法，给别人一个意象，但这个意象又不能够落实，究竟往哪里走就变成一个很真实的问题。“附近”不是对一个已经落成的事实的描述，也不是一个眼见就可以落地的方案。它是一个愿景，这个愿景激起了大家比较强烈的反馈，但好像又不知道怎么去做。

具体地说，这个年轻人的想法我是认得的，有很多人问，有没有虚拟的“附近”？我的回答总是没有。“附近”就是要强调物理性，因为物理性的附近是综合的，就是“你搬不走的邻居”，所以你必须面对他、理解他。“附近”强调的就是不丝滑、不方便、不同质，但它的矛盾又是小小的，比如性格、观点、生活经历不一样，等等，其实是生活的质感。如果搞成线上的，就没有这些内容了，没有这些内容，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社会智能的依托。所谓社会智能，就是你如何看人、读懂人，怎么跟与你不一样的人相处，在比较尴尬的情况下找到解决方案。

为什么要管别人的家长里短？这个问题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对生活的功能主义的假设。从生存、方便和效率的角度，你确实不需要去管别人的家长里短。但问题是，在不管别人家长里短的情况下，你感到生活乏味，时时感到紧张，在你不得不面对别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相处。不管别人家长里短，像疫情这样的事一来，社会失去了基本的自我组织能力。这样靠家长里短形成的民间自我组织能力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我们搞社会学的经常说，为什么中国从 1980 年代以来发展那么快？原因之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然看起来比较乱，但是它也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让各地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灵活变通，因地制宜，保护了自下而上的积极性。但现在越来越是“上有政策，下面层层加码”，产生这个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附近”没有了。由各种错综交杂的关系所形成的“附近”消失之后，任何政策执行都是行政的一通到底，这样失去了反馈，失去了和丰富现实的联系，行政变得很死板，不是行政为社会生活服务，而更像是行政要改造社会生活。打一个岔。大家也批评我说总谈“附近”有点犬儒化，问题失焦，看不到房间里的大象。我的回应是，问题的根源显然是在我们可以直接控制的范围之外，但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客观情况变了的情况下，具体政策不但不变，反而在明显错位的情况下被执行得这么彻底，为什么我们没有抵制的能力，为什么没有自我空间可以“不理”。真正的根源不是短期之内可以解决的，如果一切都归于它，那么我们就变得太无力了。比如你感染病毒生了病，这是谁的错？是病毒的错，根源在病毒那里。但是必须要行动的是你，你不能要求那个错的根源去改正自己。所以“附近”不是要直接解决根源问题，而是要增强你身上的力量，病毒来了你怎么办。当你对社会的认知变得具体，就不会那么简单地情绪化地对事情做判断，一方面有宽容，另一方面也知道哪些不可接受，界限就会变得比较明确。

电影《睡觉的笨蛋》

吴琦 您前面也说，不是提法错了，而是社会变了，那么如何去把握或描述社会的变化呢？还是以“附近”作为例子，在这几年的观察里，“附近的消失”这个现象本身有没有出现什么变化？

项飙 在结构上没有太大变化，因为“附近的消失”至少跟三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一个是技术，比如说快递、外卖、社交媒体，这些是让附近消失的技术；第二是管制手段，网格化等等，“附近”变成行政管理的单位，被行政化；第三是市场，跟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平台经济、网上购物，让你根本不需要跟任何人交流就能满足生活中的几乎所有需要。这三者都在延续。

所以我们看到，“附近”跟我们经常说的“社区建设”是倒过来的。社区建设是把日常生活当作行政单位来管理，电子商务也很注重附近生活、地方生活，它们是把日常生活当作新的商业场景来培育。我们的“附近”的意思不一样，不是“最后 500 米”，而是“最初 500 米”，是从你出发，从你跟世界之间的关系出发。最重要的区别是谁是主体，是你还是系统。“最后 500 米”的主体是系统，你是客体。“最后 500 米”的势力在加强，你作为消费者好像变得很重要，事事为你着想，为你的方便服务，但是你更加深入地进入到这个系统，所以“附近”被消失。

但我觉得大家的“附近”意识在加强，大家看到了系统对生活的侵入——以方便、安全、迅捷的名义侵入，所以渴望“附近”，渴望比较有机、自然的生活状态。这就回到前面的例子，“附近”不是在讲情绪，而是讲生存状态、生活状态，背后有政治、经济和技术原理，是物理性的，但关于状态的捕捉会触及灵魂，会有情绪唤起。原因是生命体验的碎片化，大家越来越失去完整地叙述自己生活状态的能力，对生活没有整体和相对稳定的理解，这跟他们的父母对生活的理解很不一样。这种理解会产生很多心理效应，比如焦虑甚至恐惧，使他们对很多事情过度敏感，又对另外一些事情非常淡漠，淡漠之后内疚，内疚之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此种种的心态失序。所以又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家长里短，因为如果不关心，就不能够从具体到整体，形成对自己存在方式的构型的把握。

吴琦 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我观察到周围很多同行或者年轻的朋友，其实都试图沿着“把自己作为方法”“附近”等概念去做实践，但遇到新的困难。有一个例子是，我跟几个从 21 世纪初开始就在国内做公益的朋友交流，他们就说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21 世纪初那几年，他们接受大学教育、进入公益行业的时候，刚好出现了互联网论坛，其实是同温层的交流，讨论把国外做公益的经验带到国内来，然后他们开始通过学校的社团、通过互联网形成小的团体，这是他们对公益行业的初体验和初步的培训，其中也有一些国际交流。当时整个公益行业的法规、政策没有完全正规化，所以有灰色空间和行动的可能，到今天，整个行业的正规化慢慢完成，与此同时，国有化、平台化也完成了。在“99 公益日”这样的日子，绝大部分的资源和注意力都在大的机构上面，小的机构得不到实际的好处，想做公益的年轻人也找不到具体的位置，没有安全稳定的收入，没有社会资源，全靠他们燃烧自己。在概念上他们当然认同“附近”，甚至会想去介入更多人的“附近”，比如说关注家政行业，加入这样的公益组织，然而在实践中越来越难。一方面是环境的变化，权力不断往上收缩；另一方面，就算年轻人很愿意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像您前面说的，不断变动自己来面对不断变动的世界，也会发现自我和世界真的很难承接，真正形成一个有机的过程。所以做公益十几年的朋友说，现在已经没办法说服年轻人加入他们的工作，年轻人也会直接说，我不想像你一样受苦。这也是为什么我问，继续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话，新的变化在哪里。

这又说到一个例子，我去过一些企业分享《方法》这本书，有人就问，如果不把自己作为方法，会怎么样。我想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能不能不把自己作为方法，我就把自己作为目的。因为当你说你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时候，依然还有非常能动、有机的愿景，但是这几年社会形势的变化，真的是已经把一部分自己限制在一个非常局限、狭窄的位置，导致了这种反弹和逆反——过去我曾想建设性地投入世界、参与世界，可是现在世界这么窒息，在自己的专业和兴趣领域里也找不到空间和缝隙，那我很可能会否定或者放弃之前的想象，很难再容纳对于他人、对于“附近”、对于社会更结构化的认识。这里我想说的是，这几年个人和社会互动关系有某种变化，“无力”可能都不能完全形容他们的感受，而是有一种放弃、绝望在里面。

电影《 就这样，我们把金鱼放入了泳池 》

项飙 我们先说这个“我直接把自己当作目的，而不是方法”的说法。你很敏锐地指出来，这个说法并不是因为自大，而是因为一种无力，甚至比无力更绝望的状态。觉得别的什么都做不了，就只做一个简单的自己。他不是说要出风头、个人英雄主义，更多的是要保住自己的底线，保全自我。那么，在压力之下这是不是可行？阿伦特好像是在《黑暗时代的人们》里面讲，自保产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历史无意识和政治无意识。历史证明你做不到靠退缩而自保，也不允许你那么去做，要么你被完全碾碎，要么你也被吸纳到那个体系。以为能够以这种无害度过黑暗时期的人，要么是少数的侥幸，要么是一种自我欺骗。当善良的人就是采取了自保，无力面对政治，也无力反思历史。德国是经过一代人才重新对纳粹的问题开始有真正的反思，因为战争刚刚过去，人都不太想面对，都还在继续自保的想法。为什么直接做自己有困难？我的理解是，本来就没有一个边界清晰、内核完全稳定的自我。如果把自己想象成这么一个边界清晰的主体，那你时时刻刻都觉得被包围，被挤压，这是要消耗你的力量的。所以，“把自己作为方法”其实就是回到生活的一个本来状态，也就是自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机会减少、可运作空间缩小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样的思路更重要。

具体到公益事业，怎么可以让公益事业有更强的耐抗性？我觉得“附近”的取向也许会有作用。公益事业一度有大量的大资本的支持，有很多高大的叙述，所以发展很快，但是它怎样跟志愿者青年个人的生命经历结合起来，怎么持续性地介入附近生活，好像一直缺乏一套坚实的说法和做法。我觉得如果“附近”的维度变得更清楚，也许就不会有那么严重的无力、脆弱的感觉？

吴琦 在我们关于公益的讨论最后，两位从业者的想法也是，以后的公益行业可能是弥散式的结构，大家都有公益的意识，但是很难在公益行业当中从业，对这方面的确只能妥协，也降低自己的期待。我再引用另一位读者的信，来描述一个场景。读者“点点”说：“有一名男同学表示自己比较关心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活，想做一些对社会和国家有益的事情，但是周围大部分人对此并不是很关心，他很难找到同伴进行一些探讨，也不知道作为一名大学生在实践上能做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对现在的环境和状态有些疑惑，对此向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提出了疑问。但是当时那位教授的回答是，建议他还是去谈个女朋友吧，就这简单的一句回答引起了整个讲堂的人的哄笑。我当时对这个回答很失望，并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年轻人会得到这样有些戏谑的答案……”

电影《捏造》

项飙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如果碰到那样的情况，这个学生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一种看起来最愚蠢的办法可能是最有效的，就是反问那个教授“为什么？”——为什么谈个女朋友可以解决问题，看对方怎么说。当对话出现困难的时候，坚持一下，因为如果你感到羞愧或者难堪，在这里谈话停止，肯定对自己的伤害会更深，回去会不断地想这个事。你要明确地告诉别人你不高兴，这其实是一种责任，一方面要表达自己，再一方面你也有责任让别人知道你的感受，当然你也有责任知道别人的感受。只有你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才能够真正地成为比较自洽的“附近”中的成员，才能够投入建设它，否则也就没有个性、舒畅的表达。这一点思维训练是很重要的。

他说让你去谈个女朋友，他在传达两个意思：第一点是说谈女朋友就可以解决当时焦虑的问题；第二，他的意思是说你根本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与其去讨论这些焦虑，不如去考虑如何谈女朋友。你就可以问那个教授，他说的是哪一层意思。如果是第一层，那么为什么谈了女朋友以后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你考虑的是就业压力，那有了女朋友岂不是压力更大？如果是第二层，那么为什么不用去想，为什么恋爱会自然消解我对某些社会关系的关心？恋爱之后，生活是两个人的生活，不是更要考虑社会对生活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吗？这样把那个问题给分析开，就可以在反问的时候问得比较具体。你这么一问，那个老师可能回答不出来了，回答不出来，他就难堪了，同学就对你另眼相看，所以局势是可以改变的。当然也有可能那个老师觉得同学的问题太抽象，不着边际，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谈了女朋友，思考就会具体起来？为什么是女朋友而不是教授你应该帮助我提出更好的问题？这样还真的可能引出一点有效的对话。我觉得做学生的时候要训练怎样回应，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有分析的思路，提出这种分析性的问题其实就是反对，但听起来不像反对，你的上位者拿你也没有什么办法，这种思考是有力量的。你当然可以对教育体制和权力关系做全面批判，但是如果有能力在当下、在“附近”扭转小局势，那可能是更有力量的。

增加五万字全新对谈

继续追问个体对世界的作用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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