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鹄｜“正而不谲”的齐桓公

一

齐桓公与晋文公是春秋时代最重要的两个霸主，也是除了孔子之外，这一时期最耀眼的历史人物。孔子对他们的评价是：“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什么是“谲而不正”？什么是“正而不谲”？孔子倡导“述而不作”，《春秋》是他唯一一部作品（参拙作《〈春秋〉义例平议》，《中国哲学史》2023年第3期）。通过分析《春秋》记载齐桓公的笔法，我们可以尝试去把握“正而不谲”的具体意涵。

《东周列国图志》里的齐桓公

西周亡于犬戎，平王东迁，王室权威衰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与此同时，楚僭号称王（本为子爵），一意扩张，威胁华夏腹地。西周以来的政治秩序面临全面崩塌的危险。作为春秋史上第一个霸主，齐桓的功业是尊王攘夷，从内外两方面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治秩序。就后者而言，鲁僖公四年（前656）的召陵之盟是其里程碑。

关于此盟，《春秋》云：

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左传》对此有详细记载。屈完到来前，楚成王曾派出另一位使者，来人代表楚王质问齐桓公：“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没想到）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代表齐桓公回答，先陈述西周初年王室对齐国始祖姜太公的册命：“五侯九伯，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此番兴师而来，正是代表周天子问罪：“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包茅是祭祀时滤去酒糟的必备之物，产自楚地，如今楚国不再进贡，是第一项罪状。西周中期周昭王伐楚，渡汉水时遇难。这是三百年前的旧事，齐桓以之为楚的第二大罪状，令人不解。楚使的答复刚柔并济：“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承认不贡包茅的错误，拒绝昭王遇害的指控——此事与楚无干，请您自己去找汉水要说法。

联军继续推进至陉地。于是楚成王又派屈完出使，这次双方谈得比较融洽。《左传》云：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屈完来到之后，联军退至召陵，才和他盟誓，《春秋》所谓“盟于师”与“盟于召陵”其实是一回事。《春秋》追求“极简”风格，全书不过一万六千五百余字，却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此处一反常态，将同一件事重复了一遍。孔子曰：“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春秋繁露·祭义》）好比中国队拿下冠军，评论员激动得连声说：“中国赢了！赢了！”显然，这是盛赞此盟。

事实上，召陵之盟并不算很成功。《谷梁传》云：“桓公得志为仅矣。”范宁注：“楚子不来，屈完受盟，令问诸江，辞又不顺，仅乃得志。言楚之难服。”“仅”者，勉强也。楚王本人未现身，只派了大臣屈完做代表，他及此前来使的话中，绝无改弦易辙的意味。而齐桓公表现得极为克制，甚至在责问楚使时，没有提到楚最恶劣的两桩罪行：僭号称王与侵略诸夏。召陵之盟后，楚僭号依旧，扩张势头虽受一定遏制，对周边国家照样张牙舞爪。那么，孔子为何在《春秋》中毫不吝惜赞美之辞呢？

扬雄以为：“齐桓之时缊，而《春秋》美邵（召）陵，习乱也。……习乱则好始治也。”（《法言·孝至》）一般认为，扬雄是说，春秋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桓公出来挽救时局，虽然谈不上成就巨大，其表率意义值得大书特书。但船山读出了更深的意蕴：

扬雄曰：“齐桓之时缊，而《春秋》美召陵。”《春秋》达时以知权，谓齐之求于楚者，如是而可矣。所谓时者，非谓当时诸侯之不能，而桓仅能之为愈也。时之不能，桓独能之，君子之道，不责其所不能，而责其所能。桓公能之，而仅能乎此，尤君子之所责。故夫言时者，非幸桓之犹能乎此，而谅桓之仅能乎此也。（《春秋家说》）

船山肯定扬雄的看法，时局不利，齐桓能达成召陵之盟，在孔子看来，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不过，他并不认为，这是指当时没有诸侯敢直面楚国，桓公敢站出来，尽管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作为第一个挑战楚国的人，还是应当大力表彰。相反，“君子之道，不责其所不能，而责其所能”，你比别人优秀，就要拿更高的标准衡量你。好比一个常常不及格的学生考了七十分，值得表扬；而一个平素接近满分的尖子生只考了九十分，应当批评。如果此役齐桓本有望重挫楚国，最终只取得了这样的成果，那该受到严厉批评。《春秋》对召陵之盟的充分肯定，是体谅桓公已竭尽所能。

扬雄

船山接着对齐桓遇到的障碍，做了深刻剖析：

桓之于楚，不正其僭号之罪，则楚无由而自削其号；不数其犯夏之恶，则楚末由而辑其兵。惟桓终不期大得志，故小与之以可惩，则何也？楚之僭号，周之贼也；楚之犯夏，郑之祸也。桓未能乎郑，而大不得于周，则欲责其僭，而周固顺之；责其犯夏，而郑不我征焉。

桓公不声讨楚僭号称王、侵略诸夏之罪，楚当然不会主动改弦易张。齐桓以此责楚，名正言顺，为什么不做呢？看起来他对制服楚国并不抱期望，满足于小施薄惩，这是何故呢？船山认为，关键在于，周王室与郑国不和桓公一条心。《史记·楚世家》云：“（楚）成王恽元年（周惠王六年，前671），初即位……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僭号称王，冒犯的是周王的权威，偏偏周惠王不以为意，只想着讨好楚国。侵略诸夏，首当其冲的是郑国，偏偏郑文公苟且偷安，虽然加入联军，却在关键时候逃跑了（详下）。如此尴尬的处境，齐桓公怎么施展手脚？

今虽有孝子，疾其父之敌，而父且昵之，则彼反挟父以相难，而先受不孝之名；虽有友兄，人捶其弟而代之讼，弟且阴去我，以党于所捶，则未有不屈者矣。以惠王为之君，以宰孔为之相，内有叔带之构，饵郑以反援于楚，而申侯之徒，操长短离合以瓦解诸侯之势，乃欲桓之大得志于楚，削其号，辑其侵凌之兵，是或缚其臂而望以扼人之吭，形碍而理不得伸，岂待问哉？

船山打了两个比方。父亲受人欺负，孝子要为父讨还公道，可昏聩的老父亲却低三下四，和欺负自己的人套近乎。孝子若找人家理论，恶人反唇相讥：问你爸去，我欺负他没有？除了干瞪眼，还有什么可说的？更何况，孝子还会因此背上不尊重父亲的罪名。再如弟弟受人欺负，哥哥要替弟弟讨还公道，可懦弱的弟弟反而迁就欺负自己的人，不配合哥哥，哥哥能力再强，也只能铩羽而归。

周惠王钟爱少子叔带，欲废太子郑而立叔带，忌惮齐桓公，因此怂恿郑文公与齐作对，投靠楚国（详下）。宰相周孔也是叔带一党，哪怕后来太子郑已即位，仍贼心不死，在诸侯间散布言论，诋毁桓公。而郑国大臣申侯则在联军内部兴风作浪，破坏盟国间的互信。凡此种种，无形中绑上了齐桓公的手脚，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哪里还能有什么大作为！

尊王，大义也；存郑，至仁也。挟至仁大义以临人，假周之威，挟郑之怨，周与郑亦岂能显比于楚以相难哉？虽然，所恶于伯（霸）者，惟其假也，假仁义以恣行而无所忌惮也。有能不假而量时忌君，以养晦顾内以图全者，则岂不犹贤乎？

论者或以为，纵然周惠王、郑文公不支持齐桓公，毕竟不敢公开质疑尊王攘夷的合法性，桓公可以假借周王、郑伯的名义，大胆对楚进行严厉谴责，周、郑充其量暗中跳脚大骂，奈何他不得。船山并不怀疑这一计谋在技术上的可行性，但认为这样做有悖“仁义”的初衷。战国时孟子对春秋霸主的批判，要害就是借仁义之名，以济其私欲。关键时刻，齐桓公不行权谋，顾虑周惠王的感受，放弃霸业登顶的机会，不正是孔子所谓“正而不谲”吗？

故说《春秋》者，责桓之不请命以伐楚，则过矣。请则不得伐，舜之不告而娶，义通此也。不请焉足矣，而又假挟之以为名，是与曹操之伐袁绍者均，陈琳固将反唇焉，胡屈完之独不可邪？故曰“齐桓之时缊”，以伤周而恶郑也。扬雄之于此，知言夫！

王夫之

历代经学家中，还有从另一方向对桓公提出批评的，如南宋张洽指责齐桓伐楚，“不奉天子之命”。船山对这类意见也不以为然。他引了《孟子》中舜不告而娶的故事：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舜娶尧的女儿，先斩后奏，媳妇进了门，才告知父母。万章不解：舜这个大孝子，怎么这样办事？孟子的回答需要详细分析，我们先来看有关舜的另一记载。

《史记·五帝本纪》云：“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帝王世纪》更形象地概括为：“大杖则避，小杖则受。”大杖，可能会出人命。

舜的生母死得早，父亲偏爱后娘生的弟弟。三人要杀舜的时候，找不着他；有事需要他，又总是出现在身边。舜并非愚孝，是有选择的。

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仅仅是自我保护吗？不然。珍惜生命，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赐予我们生命的父母负责。听任父母害死自己，等于协助父母戕杀其人性，等于父母要跳崖，非但没拦着，还推了一把！

舜的妻子娥皇、女英

明乎此，我们接着来分析船山对孟子上述回答的解读：

男女居室者，有夫妇乃有父子，以承先祀，以永世系，人之大伦也。如必告焉，则不得娶矣。亲既有命，不可违也，而人之大伦废矣。大伦废，而废伦之罪，将何归乎？以为己咎，则己已告矣，则咎归父母。我虽可无怨怼父母之心，而父母有不可免于怼怨之实。他日顾宗祧之坠，念孝养之难，安得不以父母为咎？则与其陷亲于废伦取怨之大恶，不如自处于行权废礼之小愆。（《四书训义》）

人道之大，首先是生命的延续。婚姻的意义是生儿育女，把父母赐予的生命延续下去（参拙作《神圣的女性：孔子在〈春秋〉中的描画》，《清华社会科学》第7卷第1辑）。婚姻也是为了更好地侍奉父母。就赡养老人而言，单身子女存在天然缺陷。

将女儿许配给舜，是尧的主意，舜本应先征得父母同意。不幸瞽叟迷失本性，仇视儿子，如果舜这样做，必然遭否决。既然父母已经表态，儿子怎么能公然对抗呢？如此一来，舜无法完成做人的使命，不仅自身是不完整的，并且愧对父母乃至列祖列宗。舜当然不会抱怨父母，但这改变不了父母自我戕害的事实。而且父母戕害的不仅是他们自己，也是在戕害自己的父母以及列祖列宗。日后舜想到祖宗的血脉断在自己身上，想到没有妻子的协助，一个男人单独照料年迈的双亲，会有种种不便，父母不可能称心如意，怎么可能不记起父母自我戕害的事实，悲痛万分呢？与其任由父母犯下无可弥补的大错，不如自己承担不经父母同意就娶妻的过失——与毁掉一家人的幸福相比，这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错误。

盖孝子之心，视亲如身，求以一事之拂情，遂终身之安，则后日之克谐厎豫，皆自此始。……孝子之于父母，不但求尽于己，必曲喻父母之情，而善则成之，不善则矫之以曲防之……失即己之得失，岂曰吾尽吾礼，而善恶亦听之父母哉！

有一类迂腐的孝子，处在舜的境地，会认死理，非要征求父母的意见，结果酿成悲剧。他们秉持这样的信念：作为子女，我该做的，一丝不苟，不管父母怎么回应，绝无怨言，通盘接受就是。而船山认为，愚孝不是真孝。真正的孝子，不会仅仅考虑自己有无过失，更重要的是站在父母的立场，替父母考虑，去琢磨父母所思所想、所欲所求，好的愿望尽力帮他们实现，不好的愿望尽量在不冒犯老人的情况下加以阻止。父子一体，父母的过错就是自己的过错，孝意味着保护好父母，别让他们犯下追悔莫及的错误，这才是保障父母幸福的大道。

舜不告而娶，就事论事，确实违背了父母意愿，老人肯定很不开心，而且舜背上了不尊重父母的罪名。但只有这么做，才能让父母免除终身的困扰。后来舜终于感化了父母，一家人其乐融融。若非不告而娶，到那时候，父母猛然醒悟，自己对儿子的伤害有多大，老人家还活不活？

齐桓公没有征得周王同意就伐楚，船山举舜的例子，为之辩护。如果楚的扩张得不到遏制，势必对周王室构成致命威胁。但颟顸的惠王反而站在楚这一边，给齐桓下绊子。他若向周王请示，伐楚的主张一定会被否决，那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局势恶化，看着天子一步步走向穷途末路。为了避免惠王犯下难以挽回的大错，桓公选择自己承担不奉王命的恶名。

但是，船山同时强调，自作主张是极限，决不能再进一步，假借天子名义向楚施压。试想，桓公擅自伐楚，惠王已经觉得被冒犯了，如果他大打周王的招牌，让惠王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等于玩弄天子于股掌之上吗？这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有什么分别呢？官渡之战前，袁绍的笔杆子陈琳反唇相讥，撰写了著名的《讨曹贼檄》，对曹操痛加丑诋，成了千古名文。难道楚国的屈完，不会同样揭发齐桓公对周王的大不敬吗？

违背父母意愿，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行动，是对父母的不敬，父母当然会觉得受了冒犯。但肆无忌惮地假借父母名义，或逼迫父母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父母感受到的，是子女视自己为无物，是莫大的羞辱。即便父母欲行不义，这样做是为了让老人行正道，也不可原谅。强人从己，虽公亦私，更何况裹挟父母!（参拙作《赵匡胤的安排为什么会失败》，《上海书评》）

仁义本之于心，追求的不是外在效果，首先是心安。即便是为父母好，如此羞辱父母，子女的心能安吗？在喜剧《云》中，古希腊作家阿里斯托芬曾生动地揭示，“为父母好”的逻辑的荒谬。斯瑞西阿得斯是个乡下老头，儿子斐狄庇得斯是个无赖，父亲因此欠下了一屁股债。于是斯瑞西阿得斯投入苏格拉底门下，学习诡辩术，以便在法庭上击败债主，赖掉这些债。但他粗鄙无知，对语言艺术一窍不通，学不会，只好改变主意，送儿子去学。结果，掌握了诡辩术的斐狄庇得斯，把斯瑞西阿得斯劈头盖脸打了一顿，并向他证明，儿子殴打父亲的正当性：为了无知者的好，智者可以正当地殴打无知者。

《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臣对君的情感，和子女对父母有相通之处。宋人王畴对臣事君的检讨，有助于我们理解船山对桓公的评论：

古之事君者必以礼，故要君者谓之无上，以其近于嫚也，嫚则事君之礼废矣。古之事君者必以诚，故言伪而辨者，孔子得以诛之，以其近于诈也，诈则事君之诚阙矣。是知上下之分、君臣之义，由礼与诚，则罔不治；由嫚与诈，则罔不乱。兹二者，风俗之源，逆顺之萌，虑天下者不可忽其渐而不察也，察之亦不可以不诚。（《续资治通鉴长编》）

所谓“要君”，在王畴的语境中，特指对个人遭际不满意，假惺惺辞官，逼迫君主安抚自己。而即便像齐桓公那样，出于拯救华夏的大义，类似行径同样是对君主的大不敬。臣事君有两点基本要求，一是尊重，二是坦诚。这其实一而二、二而一，尊重一定会坦诚，坦诚就代表尊重。君臣间没有相互尊重，不坦诚相待，是政治败坏的根源。

《春秋家说》是船山五十左右的作品，至七十之际，他对齐桓公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伸天下之大义，而执言者非其人，适以堕义，而义遂不可复伸。齐桓公不责楚之僭王，自反其不足以伸大义，宁阙焉而若有所俟。虽无可俟，楚终惴惴然疑且有责之者，天下亦颙颙然几有责之者，故曹、桧之大夫，犹敢秉公论以讴吟，而楚终不敢灭宗周、迁九鼎，义以不亵而未遽堕也。（《读通鉴论》）

伸张正义，若倡导者非其人，只会给正义带来毁灭性打击，反而使其永远得不到伸张。齐桓公没有斥责楚僭号称王，是因为扪心自问，没有资格充当伸张正义的人，宁可留下缺憾，仿佛在等待更有资格的诸侯。但这样的君主，出现的概率能有多大？历史已经证明，整个春秋时代，没有比桓公更合适的人选了。他难道不知道等待的渺茫吗？即便如此，桓公还是遵从了内心的声音。同样，楚国君主难道不清楚，有资格义正词严地斥责他们的人，很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尽管如此，楚国君主始终心有余悸，担心受到谴责，而天下人也始终抱有希望，期待有人出来主持正义。《诗经·曹风》《桧风》大体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对王道重现依然充满了渴望，而楚国也始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兴兵灭周。究其所以，正义没有被亵渎，尚在人心。

夫齐桓，方伯也，固执言伸义之人也，奚为不可？然而不可者，内省其情，求以雄长诸侯而霸之，非果恤宗周、欲以复宗周之绪也。非其情则非其人矣，自问而知之，天下皆知之，乱贼亦具知之。其情不至，其人不足畏，乃徒号于天下曰：“吾以伸大义也。”天下弗与，乱贼弗惮，孤起无援，终以丧败，则乱贼之焰益炎，而天下之势一扑而不可复张。义之不可袭取，而必本于夫人之心，亦严矣哉！

齐桓公是霸主，维护天下秩序是其责任，楚僭号称王是对天下秩序的巨大威胁，为什么桓公没资格谴责？船山认为，齐桓扪心自问，伐楚并非真是为了恢复王室权威，维护王室利益，而是为称霸攫取资本。动机不纯，口号再正确，也骗不了天下人。眼里只有私利，却大声疾呼，号召大家学雷锋，谁会拿你当回事？得不到天下人的衷心拥戴，被楚国看穿了伎俩，打着正义旗帜的游戏一旦失败，结局会是灾难性的。楚国从此肆无忌惮，甚嚣尘上，而正义事业成了天下人的笑柄，没人再相信理想主义。对义的追求，必须实打实发自内心，不是在行迹上模仿，就能取得其应有效验的！

李敬业起兵讨武氏，所与共事者，骆宾王、杜求仁、魏思温，皆失职怨望，而非果以中宗之废，为动众之忱也。敬业以功臣之裔，世载其奸，窥觎间，朝权不属，怀忿以起，观其取润州、向金陵，以定霸基而应王气，不轨之情，天地鬼神昭鉴而不可欺。徒建鼓以号于天下曰：“吾为霍子孟、桓君山之歌哭也。”内挟代唐之私，外假存唐之迹，义可取也，则宵人之巧谲，但能淋漓慷慨，为忠愤之言，而即佑于天、助于人，天其梦梦、人其胥有耳而无心乎？于是兵败身死。而嗣是以后，四海兆人之众，无有一夫焉，为唐悲宗社之沦没，皆曰：“义不可伸，贼不可讨，天移唐祚，抑将如之何哉！”

霍子孟即霍光，汉武帝临终托孤重臣，一心一意为刘汉操劳终生。桓君山即桓谭，王莽篡位前后，“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后汉书·桓谭传》）。唐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废三子李显，立四子李旦，大权独揽，李氏社稷危在旦夕。此时英国公李敬业（本姓徐，其父徐世勣因功赐国姓）在扬州起兵，讨伐武氏，笔杆子骆宾王替他撰写了令武则天动容的檄文。但叛乱很快被平定，李敬业与骆宾王为部将所杀，身首异处。

《唐后行从图》里的武则天

船山指出，李敬业心怀鬼胎，纠集的党羽都是些宦途失意的轻薄小人，并非真欲为李唐天下捐躯。如果认为口头上慷慨激昂，以大义为招牌，就能成事，那也太小看天下人了！李敬业就是其下场！

可悲的是，李氏的失败，给天下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看来正义不可能得到伸张了，武则天得到了上天护佑，李唐将亡是上天的旨意，无可奈何之事！从此再也没有人试图阻止武则天，李家的唐朝就这样轻轻松松变成了武家的周朝。

大义之堕，堕于敬业之一檄也。无情之文，巧言破义，贞人之泪，为奸人之诽笑，而日月昏霾，妖狐昼啸，复谁与禁之哉？故敬业之败，武氏之资也；敬业之起，宾王之檄，必败之符也。忠臣孝子以无私之志，伸不容已之义，虽败虽歼，不患无继我以兴者，唯孤情之在两间，焄蒿絪缊，百衄百折，流血成川，积骸如莽，而不能夺也。群不逞之徒，托义以求盈，而后义绝于人心。悲夫！

正义被世人抛弃，关键正是骆宾王那篇文采飞扬的檄文。骆氏不过是个名利之徒，讨武檄文越慷慨激昂，越义正词严，对正义的伤害越大——原来都是装的！堂堂正正的事业，被不逞之徒加以利用，声誉一落千丈，反倒成为众人的禁忌。于是不义之徒才得以横行天下，毫无顾忌。李敬业讨武，成了武则天篡唐的资本。

《晚笑堂竹庄画传》里的骆宾王

真正的忠臣，以一己之诚伸张正义，纵然流血牺牲，但虽千万人吾往矣、百折不挠的浩气长存人间，自然会有后来人受其感召，继续其事业。而假托公义，假公济私，哪怕暂时在表面上恢复了公正的秩序，最终将造成秩序的彻底颠覆。

可以说，齐桓公不忍假借周王名义，难能可贵，就凭这一点，当得起“正而不谲”这一评价。

二

未曾想，召陵之盟第二年，在一个类似的问题上，齐桓公犯下了严重错误。

《春秋》僖公五年：（夏）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

《左传》：会于首止，会王大（太）子郑，谋宁周也。

前面说过，周惠王宠爱少子，意欲废嫡立庶。齐桓公率领诸侯和太子郑会面，并举行盟誓，以表达对太子的支持，希望惠王有所醒悟，使王室避免因继承人问题出现动荡。

短短两条经文，出现了三个不同寻常之处。按《春秋》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公羊》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为序乎诸侯之上？先王命也。”凡地位低于诸侯之卿（高于普通的大夫），《春秋》不书名氏，概称“（某国）人”。“王人”也是如此，地位尚在诸侯国的卿之下，比之诸侯差得就更远了。那为什么孔子将其书于“齐侯”之上呢？王人代表周王，这是为了表达诸侯对周王应有的敬意。

《谷梁》亦曰：“王人之先诸侯何也？贵王命也。朝服虽敝，必加于上；弁冕虽旧，必加于首；周室虽衰，必先诸侯。”古人上衣下裳。朝服是衣。衣再陈旧，裳再光洁，也不能颠倒上下来穿。同理，帽子再陈旧，还是得戴在头上。

那么，此处应书“公及王世子、齐侯、宋公”云云，何以置“王世子”于后，以“会”别之呢？《公羊》云：“曷为殊会王世子？世子贵也。”《谷梁》亦曰：“尊之也。”“殊会”，即王世子不与诸侯排序。所谓“世子贵”“尊之”固然不错，其实更深层的含义是太子郑不应和诸侯相会。

再看第二个不同寻常之处。按《春秋》文公十四年：“六月，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此处两条经文，先会后盟，中间没有别的纪事，第二条省略主语。而首止会盟同样先会后盟，笔法却不同，第二条作：“诸侯盟于首止。”《谷梁》云：“无中事而复举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这是为了说明王世子没有参与盟誓，同样是因为“世子贵”“尊之”，也同样在暗示此番会盟不妥。

最后，宋人胡安国指出：“会、盟同地，再言‘首止’者，书之重，词之复，其中必有大美恶焉。”（《春秋胡氏传》）既书“会王世子于首止”，又书“盟于首止”，与既书“来盟于师”，又书“盟于召陵”类似，意在强调此事极不同寻常。不过，召陵之盟是“大美”，而首止会盟则与之相对，恰恰是“大恶”。两件事的核心，其实都是齐桓公如何对待没有出场的周王，而从“大美”到“大恶”，往往就是一念之差。

元人程端学引杨氏曰：“惠王溺嬖宠，诸侯苟欲正之，贡以谏辞可也，箴于朝觐可也。合众国、为盟会以正之，则是以力制天子也。于君臣之大义，不亦戾哉！”齐桓公的做法，正是一年前召陵之盟时他曾极力避免的要君行为。他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糊涂，不先尝试劝谏呢？船山这样解释：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为德而虑其孤，则彷徨之念起，长短之术用，而正大之情移矣。正大之情移，其于物也，未尝动而遽欲变也。物不动，而使之变，则情益否，而有不期之咎。且即以行于人伦，表于大义，终未正也，则齐桓之戴世子是已。（《春秋家说》）

孔子的名言“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是鼓励大家坚持操守，特立独行，不用担心没有志同道合者。反过来，追求正义，却害怕孤立无援，犹犹豫豫，决定用权谋，原本光明正大的心态就变了。丧失了光明正大的心态，判断力就容易出问题（所谓“当局者迷”，“利令智昏”，一旦涉及自身利益，很多人会心情浮躁，把持不住，判断力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对方尚无意愿，迫不及待欲使其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难免招致意料之外的坏结果。齐桓公率众诸侯拥戴王世子，就是一个例子。

王世子之会诸侯，非世子之道也。世子郑之会诸侯，非惠王之心也。失子之道，逆父之心，世子不可以为子矣。世子出会，而王忌其成，间郑比楚以惎齐，其于世子犹仇雠也。惟位之恤而成父之仇，爱猷识礼达喇之所以亡元也。世子不可以嗣周矣。

太子郑背着惠王，拉拢诸侯，等于对抗父亲，这不是一个儿子可以去做的。惠王本就偏爱少子，如此一来，更视太子为仇敌。《春秋》“盟于首止”下有非常怪异的一条：“郑伯逃归，不盟。”堂堂一国之君，居然在盟誓前夕偷偷溜了！《左传》解释说：“王使周公（宰孔）召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也，故逃归不盟。”堂堂天子，使出下三滥的招数，怂恿郑文公背叛诸夏，投靠楚国，可见惠王对齐桓有多憎恶！可想而知，周王和太子的关系，几乎彻底破裂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太子郑不惜公开向父亲发起挑战，这样的人哪里配做周朝的天子！爱猷识礼达喇（《元史》作“爱猷识理达腊”）即元朝末代太子，欲篡夺皇位，他引发的内战是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太子郑所作所为，乍似温和克制，实则与爱猷识礼达喇相颉颃。

夫齐桓立乎父子道衰之世，毅然以匡彝伦为己任，岂不恤此而与于逆，以贻亡道于周乎？曰：“惠王之悖，不可训也；宰孔之奸，不可裁也：浸令谏惠规孔，俾置（叔）带而立郑，固将悍愎而不从。”夫是所谓虑德之孤，而操长短之术，以速其成也。世子虽定，而惠王之志不悛，宰孔之邪不遏，叔带之慝不戢，未旋踵而终成奔郑之乱。不动之变与弗变均，挟长短之术以终其德，亦何济耶？

惠王不父，太子不子。齐桓既然以匡扶彝伦为己任，难道没意识到，他的做法无异于与逆子结党，反而会将周朝引上灭亡之路吗？下面就是船山理解的关键：桓公“为德而虑其孤”，“正大之情移”，遮蔽了自己的判断力。齐桓的顾虑是：惠王这样的人，臣下的劝谏是听不进去的，更何况他身边还有奸猾的宰相周孔助纣为虐。桓公对正大光明的进谏没有信心，一念之差，被权谋（“长短之术”）俘虏了。结果呢？

如其所愿，在强大的诸侯面前，惠王退缩了，世子的地位得到了保障。但这挽救了受到致命威胁的人伦吗？周王依旧默默地视太子为仇敌，宰孔依旧没有放弃作恶的念头，叔带也依旧阴谋取哥哥而代之。周襄王（即太子郑）即位后，叔带终于等到了机会，勾结狄人入寇，一度占领京城，襄王流亡郑国。不能触动当事人被遮蔽的人性，仅靠权谋，靠强力，能解决人伦问题吗？

是以君子居德以靖，正大以动天下之情，情动斯变，不言之福，非有争也。故以唐德宗之愎忌，舒王之怙宠，而李泌翛然一身，居间以弭大乱。况齐以诸侯之长，功在王室，控大扶小，连轸觐周，亢大义以感惠王于广厦之上，宰孔慑，叔带戢，而何忧其不济乎？

真正解决人伦问题，只有立身中正。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判断力，另一方面，只有这样才可能触动陷入人伦危机的人。李泌是船山极为推崇的唐代名相。唐德宗刚愎自用，猜忌太子，欲改立舒王，李泌只身一人，从容不迫，温言婉语，至于呜咽流涕，最终打动了德宗，缓和了剑拔弩张的父子关系。而齐桓公是霸主，地位比李泌更高，如果他率领大小诸侯朝见周王，诚恳、耐心地敷陈大义，未必不能触发惠王的父子之情，并对周孔、叔带形成震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无双谱》里的李泌

成乎郑之不子，则王亦可以不父。成乎诸侯之不臣，则王亦可以不君。乃俾楚得乘之，郑得贰之，叔带终有挟以睥睨，宰孔且怀怨而相难。惜哉，桓公之为此也！

而齐桓实际所做的，等于成就了郑这个逆子。受到这种刺激，惠王也就彻底掐灭了慈父天性。与此同时，桓公与众诸侯等于公然向天子挑衅，惠王也就放下身段，心安理得地采用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齐桓。叔带、周孔也始终虎视眈眈，待机而动。

虑德之孤，德乃孤矣。故《春秋》殊言“王世子”，以尊其名，示不可同会，而世子之轻，诸侯之踰，亦可见矣。然则何为而“逃”郑伯也？惠王之悖，宰孔之奸，郑伯之终心乎楚，而乐乘其隙，是尤德之荑稗也。呜呼，化荑稗而养嘉谷者，其惟大人乎！正己而物正，诚以动，动而后变也。

正是担心孤立无援，齐桓才使正义事业进退维谷，真成了得不到同情与支援的必败之局。《春秋》记述首止会盟时的笔法，呈现的就是这一事实。

船山没有就此搁笔，最后谈到了“郑伯逃归”这条经文。理解他的评论，需要先对这条经文作一番探讨。

按《左传》文公四年云：“凡民逃其上曰溃，在上曰逃。”

杜预注：“国君轻走，群臣不知其谋，与匹夫逃窜无异，是以在众曰溃，在上曰逃。”“逃”，是一个羞耻性极强的词。

故北宋孙觉云：“《春秋》恶其（郑文公）以国君之尊，而为匹夫之行。”胡安国指出：“《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义为主。夫义者，权名分之中而当其可之谓也。……郑伯虽承王命，而制命非义，《春秋》‘逃’之者，亦变之中也。”孔子批评齐桓不尊重惠王，不代表无条件支持惠王。恰恰相反，孔子拒斥愚孝和愚忠。真正的义，要在微妙的具体情境中找到最妥当的那个点，即所谓“中”，过犹不及（参拙作《理有恒而命无恒：王船山对社会科学的挑战》，《北大社会学刊》第4辑）。和齐桓公对抗周王不同，郑文公完全按惠王的指示办事，但《春秋》并没有因此褒奖他，而是用“逃”这个词充分展现了其猥琐与堕落。这是因为，惠王之命本身是不义的。

而船山的认识，比胡氏更深刻。郑文公并非执着追随惠王的愚忠者，不过是被楚国吓破了胆，一心一意巴结欺负他的强者，正好利用周王的指示，行一己之私。更重要的是，郑文公这样的人，也并非不可感化，不过，改造小人，只有自己光明正大，才有可能。换言之，如果齐桓公不用权谋，自尊而尊王，堂堂正正，未必不能触动郑文公的良知。

鲁僖公七年，惠王崩。太子郑担心叔带作乱，不敢发丧，向齐桓公求援。在桓公支持下，襄王顺利即位。但叔带并不死心，依旧蠢蠢欲动。僖公十一年，他勾引戎狄攻进了京师。事件平息后，襄王以牙还牙，要对弟弟下手，叔带逃往齐国。后来齐桓遣大臣仲孙湫觐见周王，欲劝说天子原谅弟弟，但仲孙湫自始至终不敢提及此事。向桓公复命时，他解释说：“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左传》僖公十三年）

为什么齐桓反而替叔带说话？这正表明，此前他支持太子是出于公心，是为了匡扶摇摇欲坠的彝伦。他试图化解天子和弟弟的冲突，也是为了挽救人伦。船山发现，首止会盟后不久，桓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按《春秋》僖公七年：“春，齐人伐郑。”这是对郑文公逃盟的惩戒。但直至秋天，军事行动都未能取得关键性的突破。文公聊示屈服，派遣太子华去和齐桓公谈判。不料太子背叛父亲，出卖郑国利益，希望与桓公达成相互支持的秘密协议。在管仲义正词严的劝阻下，齐桓拒绝了郑太子华的提议。郑文公因此主动向桓公输诚，《春秋》僖公八年书“郑伯乞盟”。

齐桓公与管仲

鲁僖公九年，齐桓公主持葵丘之盟，第一条誓约是“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无易树子”即不得改立太子。船山评论道：

宁母之会，却子华以怀郑伯，有鉴于周，而后管仲之言易从也。葵丘载书，首“不孝”之诛，冠诸“树子”之上，殆以是戒襄（王）而扶其倾与？虽然，其已晚矣，徒以取媢于襄王，而成宰孔之妒也。故悔于己者，无庸惩于人。惩于己，以不重受子华，则郑为之宾。惩于人，前已裂不孝之防，而继欲挽不孝之流，则襄王终无悛心，而宰孔反操其短。

郑太子华的举动，和王世子出会首止类似，也可以说名正言顺——纠正父亲投靠蛮夷的错误，同样事关《春秋》大义。管仲的劝谏，桓公能听进去，没有与子华合作，说明他对自己此前的行为有了反思。而葵丘之盟将“诛不孝”列在“无易树子”之前，恐怕不仅针对各诸侯国，也是对周襄王的劝诫，齐桓公试图弥补自身不良行为酿成的后果。

后悔自身所作所为，自我改正，效果立竿见影，桓公拒绝子华，郑文公主动归附。但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比如周襄王在齐桓“支持”下放胆践踏人伦，就不是桓公本人的悔悟和劝诫所能挽回的。相反，齐桓因此招致襄王猜忌，使臣仲孙湫在天子面前不敢提及叔带，即为明证。而宿敌周孔也正好借机嘲讽齐桓“不务德”，散布攻击他的言论。

覆水难收，悔之晚矣！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林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