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毛主席不提“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不同时代的不同答卷

很多人容易把不同年代的发展思路拿来直接对比，简单评判哪一套办法更好，却忽略每一项政策，都是立足于当时真实的国情一步步摸索出来的结果。共同富裕从一开始就是党奋斗的长远目标，但是走向这个目标的路径，会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做出调整。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整个国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经历了连续多年的战乱，工农业基础十分薄弱，农村里面大量农民刚刚分到土地，手里几乎没有多余的积蓄，城市残存少量工商业，整体的物资供给极度紧张。那个时候摆在最紧迫的任务，首先是站稳脚跟，建立稳固的制度框架，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工业底子，而不是快速去追求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村出现了新的情况。一部分农户劳动力充足、农具齐全，慢慢积攒了一些余粮，少数人开始购置土地，雇佣短工，农村内部贫富的差距开始一点点拉开。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如果放任这个趋势长久发展，小农经济本身抵御风险能力弱，遇到天灾、疾病，不少农户很容易陷入困境，长此以往分化会越来越明显。基于这样现实的考量，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开始推动农业合作化，把分散的农户组织在一起，依靠集体劳动来抵御风险，遏制农村阶层分化扩大的苗头。

那几十年里面，国家把大量积累投向重工业建设。为了快速搭建独立完整的工业框架，只能长期控制社会的消费水平，集中资源投入工厂、矿山、基础设施的建设。老百姓的生活只能维持在温饱附近，人与人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社会整体财富总量很小，全社会都处在需要艰苦积累的阶段。当时并不是要搞绝对平均主义，毛主席也多次讲到不能抹杀合理的劳动差别。但是当时最大的顾虑，在于刚刚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放开鼓励少数人率先致富，很容易催生新的阶层差距，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会面临冲击。外部环境同样压力巨大，西方国家实行封锁包围，战争的威胁一直悬在头顶，国家最优先的诉求，是保证整体社会安全稳定，集中全部力量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在这样复杂内外局势之下，选择同步推进、依靠集体发展的路线，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现实选择。

时间来到七十年代末，局势发生巨大的改变。外部的封锁局面慢慢松动，和平发展逐渐成为世界主流趋势。经过前面二十多年的建设，基础工业框架大体成型，可是长时间的计划体制，平均主义的弊端暴露出来。干多干少差距不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压制，经济的活力不足，很多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全国还有规模庞大的贫困人口等待脱困。

旧的办法已经很难继续拉动经济快速往前走，现实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这个时候，先富带后富的思路应运而生。承认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客观条件存在差异，发展本来就不可能齐步走，允许一部分勤劳肯干、抓住机遇的群众先提高收入，一部分区位条件好的地区率先发展，依靠先发展起来的板块，积累资金、技术、经验，之后再通过转移支付、产业帮扶、对口支援，拉动落后区域跟上脚步，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八十年代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地，放开城乡个体经营，沿海设立经济特区，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推出。社会经济迅速激活，商品越来越丰富，大量人口摆脱贫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升速度非常明显。但是这条路径运行一段时间之后，新的问题又慢慢浮现出来，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回看两段历史就能看得明白，不是哪一种思路绝对正确，只是对应着各自阶段要解决的核心难题。建国初期首要解决的，是防范两极分化，保住革命胜利果实，完成国家工业化从无到有的跨越。改革开放阶段迫切要破解的，则是打破僵化体制，调动全社会的生产活力，把整个经济蛋糕做大。

几十年一路走来，历史没有停下脚步。当经济体量到达相当规模之后，工作重心又开始调整。做大蛋糕之后，怎样分好蛋糕，逐步缩小贫富鸿沟，成为现实当中必须去应对的课题。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乡村振兴持续推进，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陆续出台，一步步向着共同富裕的最终方向靠拢。

很多人讨论这段历史的时候，总喜欢把两条路径对立起来，分出高下。可真实的历史进程，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时代给出什么样的条件，决策者就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挑选最合适的方案。每一代人都只能完成属于自己时代的任务，前人打下稳固根基，后人在此基础之上继续向前探索，一步一步朝着最初确立的长远目标不断靠近。至于未来还会遇到什么样新的难题，又该采用什么样新的办法去化解，或许时间会给出属于往后岁月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