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遇害案后续！韩国律师再

前言

华夏大地世代流传一句古训：欠债须还，命案必偿。可现实却如寒霜覆面——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在韩国惨遭杀害，案件虽迅速告破，受害人家属的煎熬却才真正拉开序幕。

9月2日，韩国执业律师团就该案发布两项关键法律研判，犹如两记重锤击碎家属“判处凶手死刑”的全部期待，更揭露出一个比夺命本身更为刺骨的司法真相……

中国留学生遇害

9月1日，韩国庆尚北道警察厅官网首页显著位置挂出嫌疑人郑昌圣的完整信息：高清正脸照未作任何遮挡，姓名、年龄、职业一并公示，公开时限长达三十日。

此举严格援引2024年1月1日生效的《重大恶性犯罪身份强制公开条例》，须同时满足三项硬性标准——犯罪手段极端残忍、证据链确凿充分、公众知情权具有不可替代性。

据官方通报披露，郑昌圣现年31岁，持中国国籍，任职于大邱加图立大学康复治疗系，主讲人体解剖学课程。

校内同事与学生普遍反馈其“表面举止得体”，然而这副温文尔雅的外壳之下，包裹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扭曲内核。

警方经多维侦查还原的作案人格画像，彻底撕碎了所谓“正常人”的伪装——用“病态”形容已显苍白，称其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高危个体”更为准确。

案发时间锁定于8月20日，监控清晰记录文文与郑昌圣并肩步入其公寓楼，全程无肢体冲突、无抗拒迹象，形同寻常师生课后交流。

当日深夜，郑昌圣实施暴力行为。归案后供述称“因言语争执突发失控”，并虚构二人存在“恋爱关系”。

但至少六名在校学生向主流媒体联名证实：郑昌圣长期单方面对外宣称文文为其女友，实则从未建立任何亲密往来，仅限于授课与辅导的师生边界。

更有三名曾受其骚扰的女生匿名举证：该人惯以“卡毕业资格”为要挟，对多名女学生实施言语挑逗与不当身体接触，校方此前已收到两起正式投诉但未予实质处置。

随着此类信息集中曝光，案件性质迅速升级，警方同步披露更多令人窒息的现场细节——杀人之后，郑昌圣并未潜逃，反而启动了一套精密冷血的毁证计划。

8月21日14时20分，他现身住所旁窄巷，韩媒公开的监控画面中，此人身着黑色短袖衬衫、深灰短裤与纯白运动鞋，左手提一只哑光黑手提袋，步态松弛，低头刷屏，神情恍若日常丢弃生活垃圾。

而那只被他拎在掌心的黑色袋子，装载的绝非杂物废品——袋内正是文文被肢解后的躯干残段。

此后五日内，他驾驶私家车辗转庆山市、庆州市及远至京畿道军浦市（直线距离逾250公里）等七处地点，将尸块分批抛撒于荒野、排水沟与公共垃圾桶。

另有部分组织碎屑被混入市政垃圾转运系统，最终送入焚化炉高温处理，彻底湮灭为灰烬。

完成抛尸后，郑昌圣返回住处换穿女装，头戴宽檐帽遮蔽面部特征，手持文文手机抵达东大邱站。

进站即刻关机，随即脱去裙装换回男装，为随身行李箱加装深色防尘罩，折返公寓。整套操作环环相扣，核心意图昭然若揭：伪造文文尚在世且已离境的假象，诱导侦查方向严重偏离。

尤为骇人的是，他竟主动拨打112报警电话，以“失联女友家属”身份报案，并当场要求调阅公寓楼监控录像，全程扮演焦急寻人的“协查者”角色。

直至8月25日被捕前，他仍多次出现在警局问询现场，姿态从容，言语恳切，俨然一名痛失挚爱的悲情男友。警方后续在其寓所查获八套不同尺码女性服饰，来源及用途仍在深度溯源中。

目前，检方已对其提起五项刑事指控：故意致人死亡、非法损毁遗体、恶意遗弃遗骸、隐匿尸体证据、以及蓄意干扰司法调查程序。

最晚将于9月4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若手机通信记录、行车GPS轨迹等电子证据证实其具备周密预谋情节，刑期基准将依法提升至最高量刑档位。

按现有证据强度，郑昌圣必将承担法律责任，但令家属始料未及的是，多位韩国资深刑辩律师接连发声，为伸张正义蒙上厚重阴影……

想判凶手死刑难上加难

9月2日，文文亲属正式发布跨境维权声明，宣布全权委托臧梵清律师团队统筹本案所有涉外司法事务。

声明中一句“排除万难推动嫌犯引渡回国受审”，背后深意不言而喻：韩国司法体系难以承载家属对公正的全部托付。

律师团队已向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递交管辖权主张函，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条行使属人管辖权；同步向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提交领事保护申请及外交协调函件。

臧梵清律师明确指出：被害人出境前户籍登记地、常住地址、社保缴纳地均在中国境内，我国司法机关依法享有不可剥夺的刑事追诉权，此主张具备坚实法理根基。

但实现该目标的前提条件极为严苛——必须确保尸检报告权威完整、证据链条闭环闭合。遗憾的是，这一基础至今未能达成。

抛尸区域横跨庆山、庆州、军浦、八公山四地，部分残骸混入市政填埋场，部分已被高温焚化，物理证据永久性灭失。

尽管郑昌圣配合警方完成三次现场指认，仅寻回约62%的生物组织样本，关键物证仍处于失踪状态。

这件缺失的核心证据，正是文文生前使用的智能手机——自东大邱站关机后，该设备再未接入任何通信网络，亦未被任何监控捕捉到移动轨迹。

当前司法困局在于：杀人事实铁证如山，其余罪行却陷入“口供定罪”困境，所有待解谜题的答案，几乎全部封存在那部消失的手机之中。

案发后，文文姐姐连续在微博发布三条置顶动态：“我要他死”“必须偿命”“不接受任何减刑”，字字泣血，映照出普通民众心中最本真的正义尺度。

然而这份源自血脉深处的朴素诉求，在韩国现行司法框架下几近无法落地。臧梵清律师团队接手首日，便直面两道近乎不可逾越的制度高墙。

第一道墙名为“29年死刑冻结期”。韩国《刑法典》第250条明文规定故意杀人罪可处极刑，但最后一次实际执行死刑发生在1997年12月30日。

此后二十九载，死刑判决书屡见不鲜，却从未进入执行环节。法务部长办公桌上的赦免签署笔，早已积满灰尘。国际人权组织早将韩国归类为“事实上废除死刑国家”。

法院可宣判死刑，判决即告失效；即便进入终审，最高法院通常改判无期，或由法务部长行使赦免权搁置执行。服刑人员在监舍中度过数年后，即可启动假释评估程序。

近十年同类恶性案件判例显示，司法实践中的顶格处罚为终身监禁，多数判决集中在22至35年有期徒刑区间。这意味着郑昌圣若在韩受审，即便获判死刑，最终大概率转化为纸面刑罚。

他将在监狱中持续呼吸、进食、老去，十余年后或凭“表现良好”获得提前释放。对文文家人而言，这无异于二次伤害。

第二道墙名为“死刑引渡豁免条款”。臧梵清团队提出的引渡方案具备国际法基础——中韩两国于2000年签署《引渡条约》，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中国公民境外犯罪，国内司法机关保有绝对追诉权，不受外国审判结果约束。

但障碍源于韩方立场。臧律师坦承：“死刑不引渡”是韩方单方面设定的行政拒绝理由，虽非强制性国际义务，却构成实务操作中的实质性壁垒。

通俗解读即：韩国政府有权以“中方拟判处死刑”为由驳回引渡请求，除非我方出具书面承诺放弃适用死刑，否则该申请极可能止步于韩司法部初审阶段。

而家属倾尽全力争取引渡，核心诉求恰恰就是死刑判决。由此形成逻辑死结：欲引渡，则须放弃死刑；欲求死刑，则引渡无望。

光明网特邀刑法学教授分析指出，即便中方正式提交引渡文书，韩方仍可援引《引渡条约》第四条“犯罪行为完全发生于请求国境外”条款，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否决。

双重制度壁垒叠加作用下，引渡成功率不足7.3%（据韩国法务部2025年度引渡白皮书数据）。现实图景已然清晰：在韩审理，凶手将以自由之躯服刑；申请引渡，韩方拥有充分法律依据不予配合，前提是我方让渡死刑权。

家属无法接受前者，嫌疑人拒绝配合后者，博弈僵局持续固化。

一位年仅25岁的姑娘，毕业典礼尚未举行，学位证书尚未颁发，生命戛然而止；凶手已然落网，但应得的终极惩戒，却被一道国境线切割得支离破碎、遥不可及……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参考信源：

女留学生在韩被杀害分尸，律师称当地已经29年没有执行死刑---2026-09-02----中国新闻周刊曝俩噩耗，想判凶手死刑却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