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许光达找多位领导人要求降衔，主席：你就是500年前的徐达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在这一年的授衔名单中，有一个名字十分引人注目——许光达。

按照当时的评定结果，他将被授予大将军衔。对于很多军人来说，军衔既是一种荣誉，也是对长期革命经历和军事贡献的确认。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许光达得知这一消息后，并没有忙着准备接受这份荣誉，而是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自己的军衔，能不能降下来？

为此，他先后向有关领导表达了降衔的愿望，包括他的老首长贺龙。但他们都没有同意。几次请求没有结果以后，许光达仍然没有放弃，最后干脆亲笔写下一份《降衔申请书》，正式递交中央军委。

也正是这份申请书，让1955年的许光达成为当年授衔过程中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

那么，许光达为什么坚持认为自己不应该授大将？还得从他的早年经历说起。

南昌起义已经开始了，他还在一路追赶部队

1926年，18岁的许光达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张发奎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担任见习排长。

一年以后，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事件。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按照组织安排，许光达也准备赶往南昌参加起义，可是等到他赶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离开了。

如果只看结果，这时候的许光达似乎已经错过了起义。但他没有就此停下来，而是继续追赶已经南下的部队。一路追到宁都以后，他终于赶上贺龙率领的部队，随后被编入第七十五团三营，担任排长。

从这里开始，许光达正式进入了一段极为曲折的军事生涯。同年10月，三河坝战斗中，许光达负伤，并一度与部队失去联系。

此后的几年里，他继续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5月，许光达来到洪湖苏区，再次与贺龙会合，并参与洪湖根据地建设以及红2军团的相关工作。

也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许光达和贺龙之间形成了长期的上下级关系。

然而，战争年代，一个人的经历往往很难按照预想发展。

1932年，许光达在作战中胸部中弹。根据相关资料记载，这次受伤相当严重，子弹距离心脏很近。由于当时苏区医疗条件有限，他先后辗转到上海，后来又前往苏联接受治疗。

伤势恢复以后，许光达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直到1937年11月，他才奉命启程回国，1938年1月抵达延安。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此后，许光达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分校校长等职务。从黄埔军校学生，到一路追赶南昌起义部队，再到洪湖苏区、负伤赴苏、返回延安，许光达早年的经历十分曲折。

而真正让他的军事指挥经历进一步丰富起来的，则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从晋绥战场到1947年的一次紧急救援

1942年，许光达出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同时兼任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到了1946年，他又担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

这时候的许光达，已经不再是早年那个一路追赶起义部队的年轻排长，而是一名拥有多年军事经历的高级指挥员。

1947年，他又经历了一次十分紧急的军事行动。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机关一度面临国民党军逼近所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彭德怀随后命令许光达率第3纵队迅速前往支援。

面对这一任务，许光达的态度十分坚决。相关资料中记载了他动员部队时的一句话，大意是，即便付出很大代价，也必须保证中央机关安全。随后，第3纵队冒雨行动，并及时赶到乌龙铺一带，完成了既定任务。

从整个解放战争来看，这只是许光达军事生涯中的一个片段。但如果把这个片段和他后来的经历放在一起看，就能理解为什么在1955年评定军衔时，他会成为大将人选之一。

因为军衔评定并不是只看某一场战役，也不是单纯按照一个人的资历长短决定。一个人的革命经历、军事贡献、任职情况以及历史表现，都属于综合考虑的因素。许光达既有较早的革命经历，也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承担起了一项新的重要任务。

1950年，中央决定组建装甲兵，许光达被任命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今天回过头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的发展，是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创建初期，无论是人员培养、部队建设还是装备体系，都需要从基础开始。

许光达因此成为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早期建设中的重要人物，也常被称为新中国装甲兵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也就是说，到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时，许光达既有战争年代长期的革命和军事经历，又承担过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军事建设工作。从这一角度看，他进入大将军衔人选，并不是没有依据。

但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许光达本人却提出：自己的军衔能不能低一点？

得知将授大将后，他开始找人请求“降一降”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以后，许光达认为自己“受之有愧”，于是开始向有关领导表达希望降低军衔的想法。

他首先找到了自己的老首长贺龙，希望贺龙能够帮助他说话。

许光达和贺龙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早年的革命经历。1927年，许光达追赶南昌起义部队时，赶上的就是贺龙率领的队伍；到了洪湖苏区时期，两人又长期共事。从资历和工作关系来说，贺龙对许光达的革命经历十分了解。

但贺龙同样认为，对许光达授予相应军衔有其依据，因此也没有支持他的降衔要求。

几次表达想法以后，许光达发现自己的请求始终没有获得同意。于是，他采用了更加正式的方式——亲笔写下《降衔申请书》，送交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副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邓小平当时的军委核心层)。

他在申请书中写道：

“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

毛主席看到申请以后，对许光达主动请求降衔的态度给予了很高评价。

据相关资料记载，毛主席在军委会议上拿着这份申请书说：“这是一面明镜，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他还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

不过，这里有一个容易混淆的问题。1955年主动提出让衔的高级将领，并不只有许光达，徐立清也是其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但两个人的情况并不相同。

许光达请求降低的是大将军衔，最终中央仍然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徐立清涉及的则是上将军衔问题，最后被授予中将。因此，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因为两个人都有“让衔”经历，就把他们的故事、评价和最后结果混为一谈。

而许光达最终的授衔结果，还有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

军衔没有降，但行政级别发生了变化

最终，许光达降低军衔的请求没有被接受。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在十位开国大将中，许光达是最年轻的一位。但他的降衔请求也并非完全没有产生结果。他多次申请降低待遇，中央军委最终接受了他的意见，将他的行政级别由四级改为五级。

在十位大将中，其他九位都是行政四级，唯独许光达是行政五级。

如果只把这件事情概括成一句“许光达不要大将”，其实很难真正理解这段历史。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军衔制度建立过程中，个人态度与组织评定之间所体现出的不同角度。

站在许光达个人的角度，他更看重那些资历比自己更深、贡献同样突出的老同志，因此认为自己的军衔可以降低。他并不是否定自己的革命经历，而是在与其他老同志比较以后，认为自己“受之有愧”。

但站在组织评定的角度，对一名高级将领授予什么军衔，则不能单纯按照个人意愿决定，而需要综合考虑革命经历、军事贡献、长期任职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

所以最后才出现了这样一个看似有些矛盾、实际上并不难理解的结果：个人主动要求降低军衔，组织却仍然按照综合评定结果，授予其大将军衔。

这也是为什么“许光达让衔”后来会被反复提起。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或者“不要”的故事，而是一个人在面对荣誉时，对自己应该处于什么位置所作出的个人判断。

如果沿着许光达的人生经历重新看一遍，会发现他的履历横跨了很多重要历史时期。

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1927年追赶南昌起义部队，随后参加洪湖苏区斗争；负伤以后赴苏联治疗和学习，1938年返回延安；抗战时期担任军事教育和部队领导工作，解放战争时期继续领兵作战；新中国成立以后，又负责装甲兵建设。

到了1955年，他已经走过将近30年的革命和军事生涯。

因此，大将军衔并不是凭空而来。

很多年以后，人们重新回顾1955年的授衔，除了会看到十大元帅、十大大将这些广为人知的名字，还会注意到授衔背后的许多细节，其中就包括许光达的这份《降衔申请书》。

军衔最后没有降下来。

但一个人在面对荣誉时所作出的选择，却留在了历史记录之中。这或许也是“几番让衔”四个字，后来总被人们反复提起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