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问一家企业:明明不赚钱,为什么还要扩产?
企业回答说:我今天不扩产,明天我的份额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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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姚洋得出了一个结论:要让企业有钱赚,应该做大市场份额。这的确是一个人间悲悯,站在企业的位置上,没有错。问题是怎么做大市场份额的总盘,姚院长说的是梦话。
如果注定做不大,那就是一个反向思维,准备迎接一场市场的破坏性出清。
很多人以为内卷是这三四年才冒出来的事。姚洋也说: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没听过这个词。其实,产能过剩在2012年已经发生,2016年营改增,实质上抬高了税负,占用了企业大量流动资金,企业利润快速收缩;疫情期间为了保证支付,大量高息借贷——这是最残酷的一段,高息贷款吸干了很多预期的利润。大量的拖欠款,也是在这个期间快速积累起来的。
到了2022年,通缩撕开了面纱。
增值税、拖欠款、高息贷款,三重挤压之下,企业开始收缩人力成本。
一个降螺旋形成了,这是一个积累起来的过程,所以,现在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因为在过程中,从政策到企业,都是推高债务解决短期问题,到你真想扩大市场份额,或市场有效需求时,已经没有任何立竿见影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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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的想法很好,然而扩大市场总盘是一个慢变量,慢到你想画个烧饼都画不出来。
政策只剩下了一种选择,支持破坏性创造,这可是烧钱的事。它的滞后性决定了机遇与风险同在,AI时代的天然困境是,产能的转换快于就业的补位,一个处在通缩周期的经济将面对巨大的压力差——AI没赚几个钱,一大批岗位被干掉了。
这又是一个下降螺旋。
企业或者跟上转型的节拍,或者义无反顾地修复负债表,越往后资产越不值钱。不要等待姚院长的无限市场份额,那连个烧饼也不是。
政策应该做的是:怎么说也要把欠民营的钱还干净吧。这才是姚院长可以触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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