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云南老山前线,无名高地一号阵地上,班长杨启良背着步话机,守着一处狭窄的猫耳洞。炮声压过了喊话声,泥土和硝烟糊在脸上,战友们很难分清彼此的模样。
多年以后,浙江台州的同事偶然听说他曾立过战功,便提出想看看那块牌匾。杨启良翻了半天,从卧室角落的箱子里取出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人民功臣,浙江省人民政府,1985年秋。”
牌匾并不显眼,边角还有些旧痕。可对杨启良来说,它记录的不是个人风光,而是那段守在边境线上、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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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杨启良从浙江黄岩应征入伍。到部队后,他从普通战士干起,逐渐担任班长。1984年,部队开赴云南前线,参加对越边境防卫作战。
当时,中越边境的军事冲突已经持续多年。1979年2月17日,中国边防部队展开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并于3月16日全部撤回国内。此后,边境局势并未彻底平静,老山、者阴山等方向仍不断发生战斗。
1985年3月8日,杨启良接到任务:带领12名战士,组成两支突击小组,夺取166高地及其北侧的无名高地。命令简短,分量却很重。那里的每一寸山地,都可能被对方炮火覆盖。
部队占领无名高地一号阵地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3月9日,越军连续以连规模兵力发动进攻,战斗从白天持续到夜间。阵地上的弹药不断消耗,人员也陆续负伤,谁都清楚,退一步就可能让整个防线陷入被动。
夜幕降临后,炮火方向突然改变,大部分火力集中到杨启良所在的阵地。爆炸掀起泥土,猫耳洞口不断落下碎石。杨启良通过步话机向连队报告:“人在阵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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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不是表态,而是战场上的选择。杨启良和战友依托地形,用手榴弹、步枪和有限的火力,连续击退对方多次反扑。战斗持续了四个多小时,阵地始终没有丢失。
激战中,子弹击中他的肩膀,弹片削去一块血肉;另一发子弹从左大腿外侧射入,又从另一侧穿出。伤口留下的凹痕,一直保留到多年以后。那时没有条件细致治疗,简单包扎后,他仍回到阵地继续指挥。
猫耳洞比普通战壕更加狭窄,人在里面只能蜷缩或侧身坐着。云南边境雨水多、湿气重,洞内常年阴冷,衣服难以晾干,蚊虫和霉菌也随之而来。战士们长时间不能洗脸、换衣,脚趾和腿部出现溃烂,并不罕见。
杨启良后来提到,那时根本顾不上这些。炮弹什么时候落下,敌人从哪个方向接近,伤员能否及时转移,才是大家每天面对的事情。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在猫耳洞里坚持那么久,他只说:“只要能打胜仗,别的都可以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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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这样的阵地上坚守了将近一年。等杨启良灰头土脸回到连队汇报时,连队领导看了他许久,竟没有认出来,只问了一句:“你是谁?”
这句问话并非夸张。长期缺少清洁和休息,加上伤口、泥土与硝烟,战士们早已失去平日的样子。熟悉的人站在面前,也可能要靠声音和动作才能辨认。
杨启良所在的连队后来被授予“坚守英雄连”荣誉称号,他本人荣立一等功。回到浙江驻地后,浙江省人民政府为他颁发“人民功臣”牌匾。起初,他把牌匾挂在客厅,后来觉得太过张扬,便取下收好,很少向别人提起。
1996年,杨启良转业到地方工作,进入台州工商部门。脱下军装后,他面对的不再是高地和炮火,而是消费者投诉、商家纠纷以及各种争执。岗位变了,办事的标准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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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们称他为“老娘舅”,因为他处理消费纠纷时,总愿意把事实一项项核清楚。不到半年,他接到消费者投诉121件,亲自处理其中104件。事情再琐碎,他也不敷衍;当事人再激动,他也坚持按证据说话。
有一次,一名车主投诉汽车修理店,声称车辆维修不当。杨启良调查后发现,车主是在外地发生事故后,试图把责任推给修理店。事实被揭穿后,对方恼羞成怒,甚至出言威胁。
杨启良没有退让,只平静地说:“按事实办,谁也不能靠吵闹解决问题。”对方见他态度坚决,最终没有再纠缠,纠纷也得到处理。
从边境高地到地方窗口,杨启良面对的事情大小不同,承担的责任却有相似之处:不能回避,不能糊弄,更不能因为压力改变原则。那块被压在箱底多年的牌匾,见证的是一名老兵不愿张扬的过去,也留住了他从未放下的军人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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