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的孙中山就已名列“四大寇”之首，其他“三大寇”是谁？

晚清末年，清廷统治腐朽，社会矛盾激化，民间反清思潮悄然萌芽，一大批年轻志士开始冲破传统思想束缚，探寻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很多人熟知孙中山是近代革命先驱，却很少有人了解，他20岁时就已经在港澳革命青年圈层中声名鹊起，与三位志同道合的挚友被世人合称为“四大寇”，且稳居首位。

“四大寇”称号在当时并非褒义，而是清廷保守势力和世俗民众对这群敢言时政、倡言反清的青年的贬义称呼，寓意四人是悖逆礼教、挑战皇权的“乱党分子”。

但正是这四位被贴上“寇”标签的年轻人，拉开了清末民间系统性革命宣传的序幕，成为辛亥革命最早的火种团队。

而很多人只知晓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并不清楚另外三位“寇”的真实出身、人生经历和革命贡献，四人的交集与结伴前行，也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成型的关键过程。

“四大寇”的叫法，起源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那段日子。

1887年，二十出头的孙中山进入这所由何启创办的医学院。他读书用功，成绩也好，但课余时间没闲着，经常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个人凑在一起，谈论时局，抨击清廷，说些“大逆不道”的话。

他们聚会的固定地点，是香港中环歌赋街一家叫“杨耀记”的商店。这家店是杨鹤龄家里的产业，店里专门辟出一层楼，供这几个朋友高谈阔论。

周围人听他们整天嚷嚷着要造反，觉得这帮年轻人简直是乱臣贼子，就管他们叫“四大寇”。

“寇”这个字，在当时就是造反作乱的意思。有意思的是，这四个人对这个称呼并不反感，反而坦然接受。

孙中山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那时候“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于是乎，港澳的亲友熟人，都管他们叫“四大寇”。

那除了孙中山，另外三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先说杨鹤龄，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与孙中山是老乡，两人从小就认识，算是发小。

杨鹤龄家底厚实，在澳门做生意发了家，后来到香港开了“杨耀记”商店。这个店不只是个买卖铺子，实际上成了这四个人最早的活动据点。

杨鹤龄本人性格不羁，喜欢说笑打趣。1895年，他加入了兴中会，不过辛亥革命之后，杨鹤龄没有太多公开活动，长期住在澳门。

相较于其他三人，杨鹤龄不擅长笔墨宣传与外联统筹，却倾尽家族财力、人脉和场地资源支持早期革命。广州起义谋划阶段，他主动利用自身商界身份，募集资金、采购物资、对接港澳各方资源，默默承担所有后勤保障工作。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还记得这位老友，特意修整了观音山的文澜阁，把杨鹤龄和陈少白、尤列都接了过去同住。

1934年，杨鹤龄在澳门去世。

再说陈少白。他是四个人里年纪最小的，1869年出生在广东新会。陈少白原名闻韶，后来改名叫白，字少白。他的父亲是基督教牧师，也是地方乡绅。

1888年，陈少白进了广州的格致书院读书。1890年，经人介绍，他在香港认识了孙中山，两人一见面就很投缘，孙中山劝他转到香港西医书院来，方便朝夕相处。陈少白真就转学过来了，和孙中山成了同学。

在四大寇的交往圈子中，陈少白主要负责梳理革命理念、撰写宣传文稿，将零散的反清思想整理成系统的革新主张。

兴中会成立后，他成为核心骨干，全程参与1895年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

起义失败后，众人四散避难，陈少白坚守革命宣传阵地，远赴香港、日本等地创办报刊，持续刊发反清言论，唤醒海外华侨与国内进步民众的革命意识，是清末革命舆论战线的奠基人，也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信任的幕僚与战友。

最后说尤列。他原名尤烈，字少纨，1866年出生于广东顺德。此人从小记性就好，读书过目不忘，孙中山后来还夸他是“石龟肚”。尤列早年就有反清意识，不喜欢科举那一套。他十七岁在上海加入了洪门，跟会党的人来往密切。

1886年，尤列进了广州算学馆学习，在那里认识了杨鹤龄，两人成了同学。

他毕业后在香港华民政务司署当过书记。在广州算学馆期间，尤列还因为一桩买荔枝的纠纷，跟孙中山有过一次偶遇，那也是他们正式结交的开端。

四大寇日常集会商议革命事宜时，尤列主要负责统筹实操细节、对接各方资源、规避清廷排查风险。他性格沉稳、行事缜密，弥补了其他三人偏于思想宣传的短板。

后续革命发展中，尤列长期奔走南洋各地，扎根海外华侨群体，创办革命报刊、组建华侨爱国团体，筹措起义经费、输送革命物资，深耕海外革命阵地数十年，为华南及南洋地区的革命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是早期革命团队中不可或缺的实干型骨干。

这四个人凑到一起，背景各不相同，却因为同一个目标走到了一块。

杨鹤龄提供了聚会的场所，陈少白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同学，尤列带来了会党方面的联系。他们在杨耀记那间小楼里谈的那些话，在当时看来不过是几个年轻人的狂言，但后来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四大寇”这个称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好听。但正是这四个被称作“寇”的年轻人，拉开了中国近代革命的第一幕。

那张著名的“四大寇”合影，前排从左到右依次是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排站着的是他们的朋友关景良。照片里的人都还年轻，谁也没想到后来的路会走那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