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管控学生手机引发争论：不让带手机，就能拯救沉迷的孩子？

开学没几天，有初中家长分享，孩子同学偷带手机去学校，被班主任没收了。

不带手机进校好像已经是“常识”了，被老师没收手机也没人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很多人不知道，到底这个规定有没有法律效力，还是只是学校自己的要求？

9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

也就是说，在重庆，学校禁止学生带手机，以前依据的是校规，现在依据的才是法规。

在这之前，也有一些城市出过相关规定，每次出来总会引起一些争议。有人认为，不至于立法吧？有人觉得，太好了！越严格越好。

这些年，各种规定大费周章禁止的真的只是一部手机吗？矛盾也许不在这个工具本身，而在它背后的整个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的使用上。

全世界的学校都在对付一部手机？

真正禁止的是平台算法对孩子的伤害

隔壁的重庆，今年才有手机禁令的正式立法，成都呢？其他城市又是什么情况？

在2018年之前，学校对手机的管控都是各管各的，没有统一标准，有些只是不准上课期间使用。

2018年，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对校园电子产品作出规定，明确严禁学生把手机、平板带入课堂。

但这也只是近视防控方案的一项措施，不是专门针对手机管理的政策。

就手机管理出一份专门的通知文件，是在2021年——教育部第一次要求“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

同年新修订并正式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新增了网络保护专章。不仅是手机，未成年人用网问题同步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李涛曾说，互联网和手机虽然便利，但中小学生会遇到沉迷游戏、学到不良习惯、价值观被带偏等问题，因为玩手机“上头”而患上网络成瘾的孩子越来越多。

所以，从2018到2021年，手机的使用早已超出了最初影响视力的范畴，变成了青少年使用网络的失序。

2022年，福建作为第一个省份率先立法，禁止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携带手机进入课堂。这是手机进校禁令第一次从通知文件变成「法规」。

从这时开始，广州、郑州、重庆相继把手机管控写进了地方法条。

这期间，《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也在随之推进，2024年条例直接要求各个平台：必须管好算法推送、网络欺凌、内容审核的乱象。

手机和互联网社交生态的管控，是全世界都很棘手的问题。

澳大利亚第一个立法，要求平台阻止16岁以下用户持有自己的社交账号，法国、巴西、意大利、韩国等也在跟进。

可以看见，全世界都在努力，不是禁一部手机，是帮助每个家庭应对未成年人过度上网的问题。

现在的互联网，推荐机制强大，算法比起父母，更懂孩子喜欢看什么。但算法对孩子的伤害，远不止让人沉迷、挤占现实社交时间那么简单。

它通过分析每一次停留和滑动，精准捕捉孩子的焦虑、好奇和孤独，用不断升级的刺激填满每一秒空隙。孩子的注意力被切碎，深度思考能力被消解，在价值观尚未成形时，就被反复推送的极端对立、感官刺激和消费崇拜等观念影响。

这不是光靠孩子自觉、家长严防死守就能解决的，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需要法律、平台、学校、家庭一起出手的事情。

为什么手机管控那么难？

学校压力大、平台太精明、市场在捣乱

不就是一部手机，为什么那么难管？有人质疑：不准带，不准用，不就行了？

现实是，学校就算有法规“撑腰”，但管不了校外，管不了整个互联网；家长就算不想让孩子玩手机，但实际上不可能完全禁止；而孩子们自己，可能早已进入平台的陷阱而不自知。

学校方面。

有一位初中老师告诉团长，他们是寄宿学校，学生大都会带着手机，但要在上课期间交给班主任统一保管，周末离校联系父母接送时才能拿回去。

在收手机的过程中她发现两个问题：有些学生会带两台手机，一台上交，一台自己偷偷用；有学生甚至上交的是模型机。

这种模型机，主打“与真的重量相似、能开机亮屏、能震动响铃、可以插数据线、玻璃屏幕”等，在闲鱼上销量不小，一个月最高能卖一两百台，便宜的只需十几元，孩子用零花钱基本能负担。

网上还有不少藏手机“神器”，比如可以防金属探测仪的水杯、存钱罐、书、字典等。面对这些手段，老师们除了“火眼金睛”，保持十二分警惕，几乎没有有效的排查工具。

这样一来，手机管控的压力和成本几乎全在老师身上。

英国伯明翰大学2024年发表在《BMJ Mental Health》的调研显示，进行手机管控的中学，教职工每周要花约102个小时在收存手机、处理违纪、跟家长反复沟通上面。

学校在校内要花大量精力和学生“博弈”，校外又无权干涉，现在已经出现一些校门口的小卖部帮学生寄存手机、出租手机的情况。

平台方面。

现在很多社交平台都设置了青少年模式，之前我们测评过（点击此处即可查看 ☜）发现，大部分平台都只是为了应付检查做“表面功夫”。

毕竟平台要赚钱，它们的商业逻辑就是以用户停留时长为指标，那些好奇心旺盛、判断力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用户，是黏性最高、最容易培养消费习惯的一批人。

平台舍不得未成年人带来的流量收益。

2023年上海消保委对20款主流视频APP公开测评发现，不少平台虽然限制了未成年人使用时长和充值打赏，但孩子看过哪类内容，依旧会收到同类推送，推荐算法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而且平台违规成本低，赚得多、罚得少，自然没动力优化。

2023年腾讯QQ平台“小世界”版块因为存在大量色情违法信息、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国家网信办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万元罚款。

连“宝宝巴士”这样一款面向0到8岁儿童的启蒙App，也被家长发现开屏广告出现低俗内容，被监管部门罚款30万元。

对这些高收入的企业来说，罚款金额的威慑力度实在有限。

更让人无奈的是，2024年快手因落实青少年模式不到位，导致违法信息扩散，相关部门依据《网络安全法》仅给予警告处罚，连罚款都没有。

家庭方面。

所有家长都明白一个道理，现在的孩子本来就在互联网时代长大，这些东西不可能与他们的生活彻底隔离。

随着AI的发展，老师也在鼓励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AI，完全不允许孩子接触网络，是不现实也不合理的。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如果连基本的搜索、查资料、用AI工具都不会，在高度数字化的社会，未来面对的可能是技能的断层，在认知上就拉开了差距。

但问题是，目前这个巨大的信息网络及各种AI工具，都不是为了未成年人而设计的，它本意是服务于成年人。

孩子在一个必须使用，却又处处暗藏风险的数字世界，被各种推荐机制、算法逻辑和商业规则包围，而引导、限制、保护的责任，单靠家长每天盯着、管着、讲道理是没什么用的。

这不是哪一个家长不够负责，而是这个系统的复杂程度，早就超出了单个家庭能承担的范畴。

立法就算不能彻底阻止孩子

但上网变难了，接触负面就没那么容易

既然手机管控那么难，为什么还要立法？

除了给学校管理的底气，让这个共识在家长和学生中更明确，也对改变每个家庭的处境有一些帮助。

对孩子来说，无限制上网变得更“麻烦”了。

大家都知道，法律是禁止商家向未成年人售卖烟酒的，虽然有些孩子可能会找成年人代买，偷偷尝试。但因为有法律保护，商店必须要查身份证，代买的人会承担风险。

要发生这个行为的第一步就很难，发生频率就会发生改变。

而互联网带来的风险和烟酒一样，包括网络沉迷、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抑郁焦虑等，对未成年人来说，他们却可以轻易接触。

影响多国推动相关政策的书《焦虑的一代》作者，社会心理学家海特认为：管控青少年上网，不是禁止儿童获取信息，而是“儿童能不能独立与科技公司签订数据契约”的问题。

一个10岁的孩子，根本理解不了平台的服务条款，就连大多数成年人也不会去仔细阅读。但成年人至少在法律上被视为有签约能力的人，儿童并没有。

海特认为，一个没有账户的孩子，访问的是公开网页，可以查找资料、获取信息，但创建了账户，意味着认可了平台的服务条款，默认平台可以记录自己的点击、停留时间、社交关系、位置、兴趣和情绪反应等，就要接受算法推送的内容。

我们担心的不仅是孩子看到了某个淫秽或暴力的画面，而是孩子和平台之间，建立起这种不平等的、不应该的契约关系。

所以立法要改变的，就是让平台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从而减少孩子受到伤害的可能性。

对家长来说，缓解了互联网环境带来的社交压力。

很多家长对孩子用手机的问题都很严格，有明确的使用规则，比如周末可以用半小时。但这些只能管到孩子在家的状态，没办法干预孩子在学校、在外面和其他孩子之间的交往。

现在的孩子聊天、玩梗、分享的趣事，大多来自网上，如果一个班大多数孩子都能用手机，能轻易接触各个社交平台最新的内容，完全不了解这些的孩子就会接不上大家的话题，很难融入同龄人的社交圈。

海特在书中提到一个概念：集体行动陷阱（collectiveactiontrap）。当一些孩子拥有了智能手机，其他家长就会感到巨大的压力，不给孩子买，孩子就可能会被孤立。

这种氛围是单个家庭很难扭转的，但一旦立法，家长就不需要独自对抗群体的风气，不必为了孩子的社交融合被迫放弃原则。

就像海特说的：不是靠法律去惩罚每一个违规的孩子，而是靠法律改变社会规范的底色，让原本正确的行为不再孤独。

最近，ChatGPT新增了一个青少年版本，面向13至17岁用户。孩子注册时要填写年龄，如果成年人被误判，还需要上传自拍认证。

在此之前，它被起诉和调查过多次，因为过失导致青少年自杀，因为明知产品不安全仍公开发布……这样的商业公司主动给自己设起围栏，是因为不设围栏的代价已经大过设的成本。

无论是手机、社交平台、还是AI，当每一个屏幕背后的算法都在拼命争夺孩子的注意力时，立法要做的，就是在孩子和这些算法之间，筑起一道哪怕不那么完美、但至少存在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