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9月4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泥土与丹青——户县农民画描绘七十载乡村蝶变》的报道。
秦岭北麓,风拂过终南山下的田野。陕西西安鄠邑区蔡家坡村的村道旁,上百名美院学生支起画架,调好油彩,与当地农民画家并肩而坐,联合写生。
村口水果摊飘出果香,老乡抬头一笑,皱纹在脸上层层荡开。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落在纸上,化成斑斓的油彩。
色彩晕染间,时空的记忆交叠重现。
60多年前,这里还叫户县。彼时,当地农民和美院师生,也同样面对这一方土地,描绘同一片风景。他们头戴草帽,拎着马扎,在膝盖上摊开小本子——新中国农民画的种子,就这样在泥土中萌芽。
户县农民画是国内起源较早、发展脉络较为完整的农民画流派之一。1958年,西安美专(现西安美术学院)青年教师来到户县,与当地文化干部配合开办了第一期农民美术培训班。此后,美院师生接力扎根,长期驻村辅导,与农民同创作,在田间地头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农民画家。
从《春锄》中妇女劳作的唯美沉静,到《新时代乡村“拼”图》包罗万象的喧腾热闹,户县农民画的笔触,始终追随着中国乡村的呼吸与脉动。一代代创作者用饱满的构图、明艳的色彩,刻画山水乡情,书写时代生活,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乡土美学。
自20世纪70年代亮相中国美术馆、6幅农民画作品入选全国特种邮票后,户县农民画声誉日隆,蜚声海内外。至今,近万幅作品先后赴88个国家和地区展出,上千件作品斩获国内外奖项,600余件作品被各级美术馆收藏。
近七十载春秋,一双双沾满泥土和露珠的手,为何拿起画笔,将喜怒哀乐诉诸笔墨丹青?在中国乡村从集体劳作到改革春潮、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壮阔历程中,一支支画笔怎样描绘画家所栖身的土地?承载着浓厚乡愁的户县农民画,又如何一步步从关中平原走向世界?
一手锄头,一手画笔
西安市鄠邑区南索村,72岁的张青义在院子里掰完玉米,便一头钻进画室,调试水粉颜料。
案头摊着一幅即将完成的新作《秋场欢歌》。打谷场上,一男一女手握长柄木碾,位于画面中心。草垛边的老人吸着旱烟,孩童嬉戏,白狗卧在一边打盹,几只鸡追着迸落的谷粒。金黄草垛、箩筐、粮袋、簸箕,把画面四角塞得满满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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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户县农民画家张青义的新作《秋场欢歌》。受访者供图
劳作、休憩、老幼、家畜在一个空间并置,中心式构图赋予人物以强烈的动感。不讲留白淡雅,也不讲透视光影,人物比例、远近关系全被抛在脑后。暖黄底色撞上大红大绿,高饱和平涂,粗黑线勾边,带给人扑面而来的喜庆热闹。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画的就是我最熟悉的生活。”张青义说。这句话,道出了户县农民画共同的起点。
1958年,西安美专青年教师陈士衡受学校委派,在户县文化馆美术干部丁济堂的帮助下,开办了第一期农民美术培训班。20世纪70年代,中央美院师生也来到户县“开门办学”,长期驻村辅导。
农民画的种子就这样在户县的泥土里扎下了根。
1973年秋天的一个上午,19岁的张青义步行赶往户县占东村,参加农民画学习班考试。集体经济时代,参加学习班可以记工分。对一个初中毕业回乡务农的青年来说,这是难得的机遇。
那天的太阳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他走进大队部的院子,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丁济堂站在树下,给每人发一张白纸、一个速写架子、一支铅笔,让大家想到什么就画什么。
张青义抬头看向柿子树,便照着画了下来,还发挥想象,让柿子树上结出大大的苞谷。画完后,老师把大家的画一页页贴在墙上点评。丁济堂看着他的画说:“哎呀,不错嘛,一来就能画!”张青义心头一热,自此开始了系统学习。
为了配合涝河水利建设,学习班搬到涝河岸边。张青义和同学们白天上课,学习速写、着色、勾线等绘画技巧,晚上给老乡和工友们画肖像,作为练习。
“一盏煤油灯下,十几个人围着一个人,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张青义回忆。一开始,他怎么都画不像,明暗关系也掌握不好,经常懊恼。但老师手把手地教:上眼线要画重一点、下眼线要画轻一点,因为光线从上往下照;眉骨以上要画重、以下要画淡……
不知不觉,20天集中培训临近结束,张青义开始为结业作品发愁。那年冬天来得早,一天,工地上突然飘起雪花。老乡们冒着雪,拉架子车、挖石子、拉石头,呼出的哈气和汗水混在一起,向上蒸腾。
“我每天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为啥不把这场景画出来?”在老师的指导下,张青义创作出第一幅正式作品,名为《雪战》。
学习班结束后,张青义回到生产队,照样是日出下地,日落收工。但他的兜里多了一样东西——速写本。晌午歇息,队员们蹲在地头抽烟闲聊,他便放下锄头,掏出本子,挨个画。画了一本又一本,还临摹了好几册连环画。渐渐地,一张脸扫一眼,他就能几笔勾出个大概。“没有啥诀窍,就是下苦功。”
一手耕耘,一手画笔,这是张青义和许多农民画家的真实写照。20世纪70年代,户县农民画进入兴盛期,涌现出李凤兰、刘志德、董正谊等一批著名画家。全县参与创作的农民达2300多人,500多个行政村几乎村村都有创作者。
1974年,户县农民画迎来高光时刻。原邮电部发行新中国第一套以“户县农民画”命名的特种邮票,刘志德的《老书记》、李克民的《高原打井》、李凤兰的《春锄》、马振龙的《科学种田》、周文德的《林茂粮丰》、李顺孝的《金山银海》等作品入选。
同一时期,户县农民画相继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并开始走出国门,赴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瑞典、法国等国家展出,成为全国最早走出国门的民间绘画之一。
张青义的画作《大队奶牛场》也在户县农民画展览馆展出期间,被外宾以300多元买走。“开心得不得了,”他说,“好像从普普通通的农民变成了‘艺术家’!”
画笔下的乡村变迁
走进户县农民画展览馆,仿佛踏入一个色彩缤纷的时光长廊。一幅幅画作,如同一道道时光切片,将人带回那时的生活现场。
春耕、夏收、打井、修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早期作品,直观地描绘了当年户县农民参与生产建设的火热场景。
“这时农民画刚刚起步,创作者未经过专业训练,不受技法限制,多用单线平涂,近似于漫画,像是刚刚学步的孩子,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户县农民画展览馆馆长王文吉说。
20世纪70年代,在专业美术教师的辅导下,户县农民画向专业绘画学习,作品更写实具象,风格接近年画、国画和版画,造型日趋准确精练。《春锄》《公社鱼塘》《老书记》等代表作相继诞生。
移步至下一展室,画风又变了。
《夜曲》中的妇女飞针走线,摇篮里婴儿安睡,幽蓝的画面静谧安详,利落的人物造型,仿佛是将剪纸与窗花“贴”在了画布上。不远处,同为蓝色调的《捕鱼》则一改写实风格,融合西方拓印手法,将捕鱼场景抽象化、写意化,远看像一个倒置的花瓶,又像一个少女的肖像,具有强烈的装饰画特色。
“农民画一直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王文吉说,“20世纪80年代,剪纸、刺绣、皮影等民间艺术形式加入进来,使得农民画的造型更概括抽象,形成了多形式、多风格、多样化的艺术特色。”
这种变化并非偶然。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乡村。很多农民画家因收入问题外出打工,创作队伍老龄化加剧,人才断档的隐忧日渐浮现。
站在十字路口,张青义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父母妻儿,一家五口,全靠七亩地为生。农忙时节,割麦、浇地、掰玉米,全靠人力。“学个手艺不容易。画了这么多年,刚出了点成绩,咋舍得放弃!”他一咬牙,决心画下去。
白天在地里干完农活,晚上铺开画纸,画到深夜。没有老师,他就自己摸索。“我不甘平庸,”他说,“那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努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青义进入创作高峰期,他的作品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画作频繁出现在展览和对外交流中,部分作品还被选为官方对外赠礼。近年来,他依旧笔耕不辍,创作出《乡村盛世》以及记录关中农耕的《春》《夏》《秋》《冬》系列。如今,这些作品正陈列在户县农民画展览馆的展厅里。
“这些画一改《老书记》时代一人一事的插图式作法,以全景式构图把四时农事、民俗风情密密铺满,一眼望不到头,体现出农民画的天马行空与丰饶想象。”讲解员石美琳说。
热闹是农民画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总在诉说着时代。
展馆内,两幅作品的对照耐人寻味。刘志德1986年创作《夜曲》,7年后又创作了风格相似而内容迥异的《秦韵》。画中婴儿已长成儿童,织布的妇女从辛劳中解放出来,一家三口坐在床上看电视,摩托车、西式吊灯和现代家具环绕四周。两相对照,农村生活的变迁跃然纸上。
“农民画最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看到一幅画,就知道它反映了哪个地域、哪个时代的中国农村,这是最‘接地气’的地方,也最打动人心。”王文吉说。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马锋辉评价:“户县农民画是新中国乡土绘画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艺术现象。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画种,更记录了新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见证了普通群众主体意识与艺术创造力的觉醒,为全国民间美术发展提供了宝贵样本。”
让农民画离生活更近
21世纪初,当农民画声誉日隆、蜚声海内外的同时,一场来自市场的冲击也悄然逼近。随着无序批量印刷的复制品涌入市场,农民画价格体系混乱,质量参差不齐,冲击了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有不少人觉得农民画“土气”,与家庭装修风格不匹配,导致市场占有率逐渐萎缩。
汹涌的浪潮中,户县农民画能突破藩篱、实现创新,得益于一批新时代画家的坚守。在当地政府扶持和年轻一代创作者的努力下,乡土艺术逐渐注入了新的表达,并在市场化道路上焕发生机。
走进户县农民画展览馆内白瑞雪的画室,水彩铺满桌面,墙上挂满色彩明艳的画作,墙角竹编扇面、冰箱贴、抱枕被等文创产品透着几分乡土时髦感。长桌旁,她正俯身指导十几名小学生勾勒线条。9年前,白瑞雪来到这里成为驻馆画家。如今,为研学团队上体验课,已成为她的“新日常”。
白瑞雪出生于户县孝义坊村,父亲白绪号是户县农民画早期画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巡展。
在白瑞雪的童年记忆里,家里永远弥漫着颜料的气味。父亲经常凌晨三四点起床,画上几个小时,再出门务农。那些日子里,家中主要靠父亲画画补贴家用,供弟弟妹妹读书。
自儿时起,每当父亲提笔画画,白瑞雪就凑在一旁看。等到会写字,她开始偷偷临摹小人书、挂历上的小人儿。长大后进厂上班,白瑞雪对农民画的兴趣未减,便利用业余时间,跟着父亲系统学起了调色、勾线、构图。
2008年工厂停产,她索性在县城租了间10平方米的小屋,取名“瑞雪画吧”,专职画起了农民画。然而上门者寥寥。“画得好,也得让人看见呀!”朋友一句话提醒了她。
次年春节前夕,白瑞雪尝试到县城年集摆地摊卖画,这在当地是头一个。年集上人来人往,她在卖对联和锅碗瓢盆的摊位中间,发现了一块空地,就在两棵树中间拉了根绳子,把36厘米宽的小画挂满一排。
寒冬腊月,气温接近零下10摄氏度,一站就是一天,她冻得直跺脚。起初不好意思叫卖,她用围巾把头包得严严实实。
结果却出乎意料。农民画格外受欢迎,尤其是返乡的年轻人,把它当作家乡文化特产,带给外地的老师、同事。第一次摆摊,不到10天就赚回了3年房租。靠口碑和回头客,白瑞雪慢慢打开了市场。
“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白瑞雪说。摆摊不仅让她获得了认可,更让她对市场需求有了敏锐的感知。“不能让游客走进展览馆、博物馆才知道农民画。”作为专职画家,她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农民画离人们的生活更近。
2017年,户县正式更名为鄠邑区。两年后,白瑞雪结合撤县设区的背景,创作了户县农民画首套表情包《鄠邑福娃》,取名“小鄠”“小邑”,在微信平台发布后广受欢迎。随后,她又设计研发了杯垫、冰箱贴、帆布袋、抱枕被等一系列文创产品,让农民画变成可以被带走的“乡愁”。
走进市场的这些年,白瑞雪越来越清晰地感到,真正打动人的,永远是此刻正在发生的乡村故事。尽管不像父辈那样亲事劳作,但只要画家的笔不离开乡土,只要画家的目光时刻追随乡村的真实变化,便能画出农民画的“魂”。
8月25日,“长安新韵·大地华彩”西安户县农民画晋京展开幕。白瑞雪的作品《新时代乡村“拼”图》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细细观看,光伏板在田野上铺展,无人机在麦田上空盘旋,电商直播间里摆满农产品,画面正中,一个短发女子正在画板前勾勒乡村新貌——原来,她把自己也画了进去。
“画天画地画自己,画山画水画乡情”,这句老一辈画家留下的话,在年轻一代创作者手中有了新的表达。从春种秋收到直播带货,从庙会戏台到网红民宿,户县农民画正呈现出崭新的样貌,真实映照着中国乡村的时代变迁。
“乡土艺术既要守住源自泥土的本真气质,也应当主动对接当代社会,打通美育普及、社会传播与文化创新之间的路径,让传统民间艺术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的生长空间。”中国美术馆馆长潘义奎说,新一代创作者以朴素的视角观察家园变迁,把时代的新风、生活的美好凝于尺幅,这正是人民文艺可贵的精神品质。
当艺术回到乡土
沿秦岭北麓的“八号公路”驶入蔡家坡村,一幅幅壁画扑面而来。乡贤肖像、葡萄架下的笑脸、红军过境故事、《老书记》《林茂粮丰》等经典农民画,都被搬上了民居的墙壁。
继续往里走,132幅大型壁画、20余个公共艺术空间、38个乡村艺术馆串点成线,这座秦岭脚下的村庄,像一座没有围墙的美术馆。
这一切,始于一场持续8年的艺术乡建实验。2018年,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武小川带着学生来到蔡家坡村,办起了“关中忙罢艺术节”。
“忙罢”是关中习俗。夏收之后,村民宴请亲朋好友,庆祝农忙结束。这个消失多年的传统,被艺术节重新唤醒。
如今,每年5月到10月,麦田剧场的交响乐、终南戏剧节的秦腔、大地艺术展的装置一场接一场,多种艺术展演和文化活动,成为蔡家坡村远近闻名的艺术名片。曾经的贫困村,已成为年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400万元的网红打卡地。
艺术不仅带来了人气,也让村民的日子有了改观。曾经外出打工的丁娇娇回村开起了面馆,旺季一天卖出300多碗面。在附近的栗峪口村,废弃石粉厂变成了“土锤”咖啡馆,十几位“乡创客”从广东、上海、兰州落户于此,机车俱乐部、宠物用品、餐饮民宿等多元业态相继涌现。
艺术乡建让农民画赋能乡村,而一个个农民画庄,则让这份乡土艺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这些画庄的主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画家。他们把自家院落变成展馆,也把日子过成了风景。
推开张青义家的院门,耕犁、竹篓、耧车等老式农具一应俱全,墙上挂满了色彩斑斓的农民画。游客来了,不仅可以看画、学画,还能吃农家饭,体验传统农耕生活。原生态的乡土艺术让不少外国游客流连忘返,临走时,还在留言本上写下一行行英文、日文、韩文、法文……
“这些画让我看到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也让我想到梵高,和他笔下在麦田中辛勤劳作的农妇。”一位外国游客用英语写道。
在鄠邑,像这样的画庄已建成30余个。近年来,当地将农民画融入美育普及、版权保护、文旅融合等多个维度,骨干画家发展到300余人,延伸出40余条产业链。
一幅农民画,既染红了田野的烟火,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至今,户县农民画已在海外88个国家和地区交流展览。画家傅蕊霞的《谷粒声声》还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大屏。“过去画画是自娱自乐,现在它联结了世界。”她说。
赞誉之外,一种更朴素的东西从未离开过。
今年夏天,户县农民画展览馆里,一场特别的展览引人驻足。展厅中,中央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的学生为关中农民绘制的肖像,笔笔见情。而画布之外,这些农民还有一个共同身份:户县农民画家。
这场写生,延续着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缘分。20世纪50年代末,西安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相继下村辅导,培养出第一代户县农民画家。如今,学生们再次来到田间,与农民画家联合写生,面对同一片麦田、同一座秦岭,各自落笔。
“农民画家更关注劳动和生活场景,美院学生则更关注视觉层次、建筑结构和色彩的微妙变化。”西安美术学院教师崔凯敏说。他们互相看对方的画,互相问“你为什么这么画”,没有谁教谁,只是互相借鉴,碰撞出新的火花。
“‘重回户县’不只是重返一片土地,更是重拾关注现实、扎根土地、尊重人民的艺术态度。”武小川说,“艺术又回到了它本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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