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7年，电影《湘西剿匪记》在全国上映。武汉市参事室里，几位同事围着瞿波平打趣：“电影里的匪首瞿天华，是不是你？”瞿波平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起来。这个问题看似玩笑，背后却牵出一段从湘西山林到人民政府机关的真实人生。
电影需要塑造人物，历史却不能只看一个姓氏。瞿天华是影片中的人物，瞿波平才是现实中的湘西匪首。两人都出现在湘西剿匪的故事背景中，但经历、结局并不相同。瞿波平后来还专门解释：“电影里的匪首死了，我还活着；我也没有那么顽固的女儿。”
瞿波平1918年7月出生于湖南龙山县老兴乡。那一带靠近湘、鄂、川三省交界，八面山横亘其间，山高林密，洞穴纵横。当地流传的民谣说：“八面山高苦难多，麻雀无食飞下坡。”这不是夸张，而是贫困生活的缩影。
他的父亲靠给财主打长工、做短工养家。瞿波平年幼便随父亲种地，秋收交租时，最好的粮食都要送走，财主仍能挑出毛病。1935年，瞿家借来桐油换粮，约定秋后加倍偿还。还不起时，父亲被打伤，租田也被收走。
家里断了生计，继母含泪劝他：“波平，去学裁缝吧，总得想办法养活一家人。”两年后，瞿波平靠剪刀和针线在山里立住了脚。然而，财主家的蛮横很快又砸碎了这条生路。
一次，财主老婆强逼他改期上门做衣服。瞿波平没有照办，对方竟带人砸烂了他的剪刀、尺子和线袋。饭碗被毁，他深夜潜入财主家，将其妻打伤。事情败露后，他只能逃进八面山，投奔族兄瞿伯阶。
上山之初，瞿波平只是为了活命。他很快发现，所谓“抗粮抗税、打富济贫”的旗号，并不能遮住抢劫和盘剥。山上有人劫富，也有人向穷苦百姓抽丁派捐。瞿伯阶部下甚至因私仇血洗村寨，百姓死伤惨重。
1938年秋，瞿波平曾悄悄下山，想重操裁缝旧业。遗憾的是，国民党地方武装又以他当过土匪为由抓丁。保长与甲长带兵围住瞿家，打死了他的父亲和两个弟弟。血仇逼得他再次拿起刀，杀死保长夫妇，随后重返八面山。
从此，他由一个被逼上山的农民，变成了真正的匪首。瞿波平熟悉山路，胆大善战，先后当过排长、连长、支队长。土匪内部有“吊羊”“捉码子”等黑话，实际上就是勒索钱财、绑票取赎。他曾在百福司强征桐油，也曾带人袭击湖北来凤乡公所。
1944年9月，国民党第86军围剿八面山。双方激战五天五夜，瞿部后来被从荒僻山路突入的国军逼入险境。瞿波平带突击队连续冲过三道战壕，掩护大部队突围，因此得了“舍命王”的称号。可勇猛只能延缓败局，无法改变道路。
1948年，瞿伯阶病逝后，瞿波平接掌队伍，先后被改编为国民党暂编第十师、新编第十师师长。此时的他手下仍有数千人，却已陷入孤立。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又不断推进，他躲在拉牛肠山洞里，面对两封信犹豫不决。
一封来自宋希濂，劝他带兵入川；另一封来自永顺军分区司令员叶建民，劝他放下武器。瞿波平不识字，只能让副官反复念信。经过分析，他认定叶建民的信语气直接，却没有威胁，是真心给出路。
1950年10月，瞿波平率部在贾田溪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诚。此前，他长期吸食鸦片，身体已经严重依赖。到长沙后烟瘾发作，病痛难忍。工作人员为救急，设法弄来少量鸦片，瞿波平一度跪在战士面前说：“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解放军是我的救命恩人。”
见到程潜时，程潜只劝他一句：“下决心把鸦片戒掉，再学习，为人民做点好事。”瞿波平没有把这当成客套话，而是用逐步减量的办法戒烟。过程十分痛苦，他仍咬牙坚持，终于戒掉了十多年烟瘾。
1951年2月，他进入南岳军政大学学习。面对过去的罪行，他主动交代参加匪帮、杀人抢劫以及私藏枪支等问题。有人担心他会受到严惩，学校政委却告诉他：“过去错了，今后为人民做事，仍然可以重新做人。”
毕业后，瞿波平被分配到武汉中南工农干校，从事总务工作。搬桌子、劈柴、安装炉子，这些普通劳动对曾经有人服侍的匪首而言并不轻松。1954年武汉抗洪，他挑着几十公斤土石上堤，肩膀磨出厚茧。1958年下放劳动时，他还跳进粪池舀肥，满身污秽地爬上岸。
1959年，他调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后来当选武汉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曾经靠枪支和勒索维持生活的人，最终靠劳动和公共工作获得了社会身份。
所以，同事再问“瞿天华是不是你”，瞿波平回答得很干脆：“我早早就向人民投降了。”他还说，电影中的史云哲更像自己，只是自己没有那样厉害。玩笑背后，真实与艺术的界限，也就此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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