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7年，北京，丛丹带着一张编号为“00001”的烈士证明，走进了邓小平的办公室。那张证书的主人，正是她从未见过的生父丛德滋。
邓小平看到证书后，先是沉默片刻，随后让工作人员把丛丹请来。多年未见，故人之女已经长大成人。谈话结束时，他对丛丹说：“以后有事，直接跟我说。”
这句话并不只是客套。丛德滋与邓小平早年相识，二人都曾在革命斗争中工作。更重要的是，丛德滋牺牲多年，身份和遗属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说明。直到这次进京，那段被尘封的往事才重新进入人们视野。
1951年，丛丹生活在西北。一天，几名解放军来到家中，带来烈士证书和“革命烈士”牌匾。她反复看着证书上的名字，却想不起“丛德滋”是谁。
工作人员告诉她，那是她的亲生父亲。
这个消息让丛丹十分震惊。她回到家中追问母亲王竹青和养父高克明，才知道自己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安排里。高克明坦言：“我不是你的生父，丛德滋才是。”
丛德滋牺牲时，丛丹年纪尚小。王竹青为了躲避敌人追捕，带着孩子辗转逃难，后来改嫁给丛德滋的战友高克明。高克明没有把孩子当作外人，而是一直视如己出。
那是战争年代。为了保护母女安全，丛德滋的身份不能公开，丛丹也只能以高家女儿的身份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王竹青几次想说明真相，却担心女儿一时难以接受，只好再三搁置。
丛德滋出生于1910年辽宁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境清寒，却没有挡住他求学的道路。在亲友资助下，他进入师范学校，后来考入东北大学。五四运动后的社会氛围，使他很早接触到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的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家乡的巨变让这个年轻人彻底改变了人生方向。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参与学生运动和地下联络工作。对丛德滋而言，读书不再只是个人出路，而是寻找救国道路的一种方式。
1933年前后，他凭借学业成绩进入国民政府相关机构任职。这个位置看似靠近权力中心，实际上危机四伏。丛德滋没有把自己包装成沉默的办事员，而是利用报刊和文字，宣传抗日、反对内战，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有意思的是，他的文章往往不直接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却持续触碰国民党当局最敏感的地方。1934年，他因批评“攘外必先安内”遭到逮捕；1935年，又因揭露军队腐败受到迫害。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加上张学良出面斡旋，他才暂时脱险。
张学良对这个年轻人的评价并不低。两人都经历过九一八事变带来的冲击，也都反对把东北军投入内战。丛德滋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承担过机要和宣传方面的事务，继续推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局势骤然紧张。丛德滋曾参与相关宣传和联络工作，主张以谈判促成国共合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带离西安并长期软禁，丛德滋的政治处境也随之恶化，原有的宣传阵地很快被关闭。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丛德滋在西安时期创办何种刊物，后来的文章存在混淆。延安《解放日报》创刊于1941年，并非西安事变次日创办。可以确认的是，丛德滋长期借助报刊、机关工作和社会关系，传播抗日主张，开展隐蔽活动。
离开西安后，他进入国民党第八战区工作，表面上仍是政治部门人员，实际上继续为党组织传递消息、保护进步人士，并协助部分失散人员寻找组织。由于身份隐藏较深，许多人只把他看成倾向进步的民主人士。
1941年，丛德滋被叛徒出卖。特务机关没有掌握完整证据，却认定他与共产党关系密切，随即将其逮捕审讯。丛德滋始终没有供出组织和同志，长期酷刑使他的身体迅速垮掉。
1942年4月19日，丛德滋在狱中被毒害，年仅32岁。由于他生前一直以隐蔽身份活动，牺牲后多年无人知道确切下落，家属也未能及时获得正式证明。
1951年，邓小平为解决丛德滋的烈士身份和遗属问题，向毛泽东反映情况。随后颁发的烈士证明，编号为“00001”。这不是普通的一纸文书，它补上了一个牺牲者迟到多年的身份，也让丛丹终于知道，自己的生父曾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坚持到生命尽头。
1977年，丛丹带着这张证书来到北京。邓小平认出她后，谈起丛德滋的往事。临别前留下的那句话，后来被丛丹一直记在心里：“以后有事，直接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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