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李大钊烈士碑文》《中国共产党历史》《李大钊选集》《李葆华传》等史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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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8日下午，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一座绞刑架静静矗立。
38岁的李大钊神色从容，第一个走上刑台。
凶残的刽子手为了折磨这位革命者，竟将绞刑反复执行三次，整整持续了40分钟。
李大钊始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下令处决他的张作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犯下了何等大错。
这个被他视为"眼中钉"的共产党人，留下的五个年幼子女，日后会成长为怎样的人物。
当绞索套上脖颈的那一刻，李大钊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五个失去父亲庇护的孩子。
长女李星华不过16岁，次女李炎华14岁，长子李葆华18岁，次子李光华5岁，幼子李欣华才4个月大。
妻子赵纫兰也一同被捕，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即将面对怎样的命运?
仅仅一年零两个月后，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毁，这位东北王当场毙命。
临死前，他绝不会想到，自己杀害的那个人，会成为被世代传颂的革命先烈，而那个人留下的五个孩子，将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写下怎样的篇章。
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李大钊牺牲时，家中欠债一千多块大洋，五个孩子面临失学，妻子不识字没有谋生能力。
这样一个濒临绝境的家庭，靠什么走出困境?那五个孩子，又是如何在没有父亲的岁月里长大成人的?
1927年4月28日傍晚，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
她们还不知道，李大钊已经在下午英勇就义。
次日清晨，当报纸送到家中，噩耗传来，赵纫兰当场昏厥，醒来后又哭晕过去，如此反复多次。
年仅16岁的李星华，突然间成了这个家的支柱。
而此时此刻，逃过一劫的18岁长子李葆华，正藏匿在周作人家中。
他尚不知父亲已遇难，更不知道，自己和弟弟妹妹们，将要承担起怎样的人生重担。
张作霖永远无从得知的，不仅是李大钊五个孩子日后的成就，更是这个家庭所展现出的精神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一】1927年的惨案与一个家庭的至暗时刻
1927年的春天，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北京后，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李大钊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朋友们纷纷劝他离开北京，妻子赵纫兰也多次恳求丈夫暂避。
李大钊坚定地对妻子说："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
那段时间，李大钊每天夜里很晚才回家，第二天一早又不知什么时候出门了。
有时他留在家里，就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把一些重要材料投进火炉烧掉。
16岁的李星华看着父亲烧书，奇怪地问："爹，为什么要烧掉呢？怪可惜的。"
李大钊含糊地回答她，没有像往常那样耐心解释。
李星华后来回忆，父亲平时很慈祥，从来没有打骂过他们，对孩子们的问题总是很感兴趣，总是耐心地讲解。这一次的反常，让她隐隐感到不安。
18岁的李葆华已经懂事，他成了父亲工作的得力助手，负责传递书信和联络工作。
北京大学教授沈尹默特意找到李葆华，让他转告父亲："一定要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杀人是不眨眼的。"
李大钊听了，只是淡淡一笑，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为了在白色恐怖下继续开展革命工作，李大钊带领党的北方机关迁入了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原俄国兵营院内。
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准入内，相对安全一些。
张作霖为了抓捕李大钊，早已做好了周密部署。
1927年4月4日，各国驻华公使在首席公使欧登科召集下，以苏联已经退出《辛丑条约》为由，同意了安国军政府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查的请求。
杨度、章士钊等人得到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前来通风报信，劝李大钊速速离开。
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还亲自去了东交民巷，以给儿子办签证为由进入苏联使馆，让李大钊去天津日租界的章宅躲避。
李大钊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坚持留下来。他说："我的战斗岗位在北平。"
1927年4月6日，清明节。上午10时30分，北京东交民巷各路口突然出现许多穿便衣的可疑人员。
11时许，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分路直奔东交民巷，包围了苏联大使馆。
这天，李葆华正好参加学校组织的清明踏青活动，去了小汤山。这次偶然的外出，让他躲过一劫。
李星华正在房间里看报，突然听到几声枪响，接着是纷乱的喊叫声。
她跟着父亲走出院子，暂时躲在一间僻静的小屋里。
很快，沉重的皮鞋声传来，穿灰制服和长筒皮靴的宪兵，穿便衣的侦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子。
他们像一群魔鬼，把李大钊和李星华包围起来，每人拿着一支手枪，枪口对准父女俩。
在军警中间，李星华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工友阎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绳子，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拉着。
那个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三："你认识他吗?"
阎振三只是简单地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他那披散的长头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显然受过酷刑。
"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侦探狡猾而阴险地一笑，吩咐手下："看好，别让他自杀，先把手枪夺过来！"
就这样，李大钊、李星华，还有在外面的赵纫兰和李炎华，全部被捕。这次抓捕行动共逮捕了李大钊等国共两党和进步人士80余人。
李大钊被关押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北京25所大学校长集会，要求将李大钊移交法庭办理。
铁路工人提出劫狱计划，北方国民军向奉系军阀发电报警告，苏联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召回驻京代办。
张作霖置强大的社会舆论于不顾，加紧了对李大钊的审判和谋害。
李大钊被捕当日下午就接受了第一次审讯，次日下午又接受了第二次审讯。
据《顺天时报》《晨报》报道，李大钊受审时"着灰色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个共产党领袖之气概"，"目光充足"，"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
在狱中的22天，李大钊经受了多次秘密审讯和残酷刑讯。
敌人对他施用电椅、老虎凳，用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了他双手的指甲。
李大钊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竭力保护同时被捕的同志和进步青年。
他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出马劝降："李先生，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
李大钊轻蔑地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糙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气节！"
在李大钊入狱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其后，蒋介石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授意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组成特别军事法庭，仓促进行军法会审，以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刑。
【二】绞刑架下40分钟与一个母亲的坚守
1927年4月28日下午，六辆警车载着李大钊等20人驶向西交民巷京师警察厅看守所。
李大钊十分镇静，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临刑前，监刑官问他有什么话要给家属说，他说："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
行刑前，李大钊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即从容就义。
据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晨报》披露，看守所中只有一架绞刑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18分钟才断气，计自下午2时至5时，20人才处刑完毕。
首登绞刑者为李大钊，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更残酷的细节是，由于京师警察厅看守所的绞刑架是从国外进口的，又是第一次使用，刽子手操作不熟练，李大钊被绞了三次，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40分钟。
李大钊第一个从容走上绞刑架时，凶残卑鄙的敌人为了折磨他，竟采用了极其残忍的手段。
行刑人员先是将绳索套在李大钊的脖子上，等他站在特定的位置，便按下开关，李大钊脚下的挡板立即打开，随即双脚腾空，被绳子吊在半空。
就在他快要断气时，行刑人员又将他抱了起来，解开绳子，于是李大钊又能继续呼吸。
可下一刻，他又被推上绞刑台，行刑人员将之前那一幕重复了一遍。
就这样，李大钊连续三次被反复推上去又吊起来，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40分钟，他才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就在李大钊遇害的当天傍晚，赵纫兰、李星华、李炎华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当时她们还不知道噩耗。
次日清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遇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
据《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此时此刻，藏匿在周作人家中的李葆华，还不知道父亲已经遇害。
周作人、沈尹默都在考虑如何将噩耗告诉这个年仅18岁的孩子。他们把李葆华叫到房间里，把报纸给他看。
周作人后来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周与沈尹默商量好，用"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这样的话来安慰李葆华。
哪知李葆华的反应却让两位先生感到"及至说了，乃等于没有说，因为他的镇定有觉悟，远在说话人之上。听了之后又仔细看报，默然退下"。
对于父亲的英勇就义，李葆华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早已在父亲的教导下明白，革命就是会流血牺牲。
但是，一个18岁的少年，如何承受失去父亲的巨大悲痛，只有他自己知道。
李大钊牺牲后，留给家人的是什么?是一千多块大洋的债务。
这些债务从何而来?原来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教授时，月薪有一百二十块大洋，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可是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资助革命青年和进步学生，借出去的钱从不要求归还。
他还把工资的大部分用于购买进步书籍、创办刊物、支持工人运动。
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李大钊把刚发的工资全部拿出来，资助了几个要去莫斯科学习的年轻人，自己回家时竟然连车费都没有，只好步行回去。
李大钊牺牲后，家中竟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
北京大学的13位教授蒋梦麟、沈尹默等人，冒着巨大风险，为李大钊发起公葬，在香山万安公墓购置了一块墓地。
赵纫兰带着几个孩子，在极度悲痛和贫困中艰难度日。
她是个旧式女性，不识字，没有收入来源，只能靠变卖家产和亲友接济勉强维持生计。
为了安全，也为了生存，赵纫兰带着几个孩子离开北京，回到河北乐亭的老家。
离开北平的路上，赵纫兰还在念叨着："葆华现在在哪里?"
懂事的李星华不断安慰母亲："他看到报上的消息定会藏好的，你就放心吧。"
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李葆华化名"杨震"，于1927年6月被送到日本留学，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这一年，他才18岁，刚刚失去父亲，就要独自在异国他乡求学。
而家乡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面临的是更加艰难的生活。
【三】一个家庭的生存困境与精神传承
回到河北乐亭老家的赵纫兰，面对的是难以为继的生活。
丈夫李大钊生前清贫，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积蓄，反而欠下一千多块大洋的债务。
家中仅有的一些财产，也在变卖中逐渐耗尽。五个孩子需要抚养，需要读书，可钱从哪里来?
赵纫兰虽然不识字，却深知丈夫对教育的重视。李大钊生前常说，孩子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她咬着牙，千方百计也要让孩子们继续上学。
16岁的李星华，作为长女，突然间承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
她既要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又要照顾年幼的弟弟们。
14岁的李炎华，5岁的李光华，还有才几个月大的李欣华，都需要人照顾。
几个孩子的读书问题怎么解决？赵纫兰给周作人写信，信中写道："小儿等不得不废学，一时想起，甚为触心。乡间生活虽属有限，但大有不能维持之势，左右思之，无何教济。先生为昔者先生之至友，故恳恳先生谋一法，以教儿女之教育，家人之生活......"
在周作人与其他北平友人的帮助下，1931年，李星华、李炎华几个孩子来到北平，李星华在孔德学院初中部读书，妹妹李炎华在小学部。
李星华很爱学习，她一边用功读书，一边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蜡板，用来补贴生活。
每月靠此得到一些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姐弟几人在北平的生活。
1932年，21岁的李星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她在心里对父亲说："父亲，我走上了您的道路。"
在日本留学的李葆华，生活同样艰难。他化名"杨震"，独自在异国他乡求学，既要克服语言障碍，又要应对经济困难，还要时刻提防国民党特务的监视。
1930年冬，李葆华参加了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
1931年5月，他在日本东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那天，他想起了父亲的话："在选择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和你的叔叔伯伯们谁都没有办法看到未来，我们只是在坚持心中认为最正确的道路。不管我们的结局会是如何，在生命的终点回望生命历程时，我们都可以做到无愧于心，无愧于祖国和人民，这就够了。"
1931年6月，李葆华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弃学回国，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
家乡的母亲赵纫兰，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身体却越来越差。
1933年春天，她再次来到北平，与北京大学的友人们商议操办李大钊的身后事。
李大钊牺牲后，灵柩一直停放在浙江会馆，没有下葬。
这件事一直压在赵纫兰心上，成为她最大的心愿。她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决心趁着还活着，让丈夫入土为安。
经过多方筹措，1933年4月23日，数万名北平市民走上街头，为李大钊举行葬礼并举行公祭。
国民党宪兵残酷镇压了这场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年轻人的鲜血再次洒满了北平的街头。
李星华和弟弟妹妹以孝心走在前列，冲破反动当局的镇压，将父亲的灵柩送往西山万安公墓安葬。
一个月后，完成了心愿的赵纫兰含恨而逝，终年不到50岁。李星华再次强忍悲痛，带着弟妹将辛苦一生的母亲安葬在父亲的墓旁。
父母双亡，五个孩子成了真正的孤儿。李星华、李炎华、李光华、李欣华在父母坟前合影留念，照片中的李星华看起来既像姐姐，又像母亲。从此，她肩负起"姐姐和母亲"的双重责任。
1935年12月，"一二·九"运动爆发，李星华积极投身其中。
第二年，她与同样投身革命的贾芝结婚。1937年夏天，她从中法大学经济系毕业。
李炎华也在这个时期找到了党组织，并通过党组织找到了当时主要在天津活动的大哥李葆华。姐弟重逢，悲喜交加。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李大钊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人躲避，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全部投身到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
李葆华从1932年开始，先后担任中共北平门头沟区支部书记、中共河北省京东特委宣传部长、中共京东特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
1936年5月，他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成为党在北方地区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李星华从事地下工作，宣传革命理念，营救被捕同志。
1940年11月，她带着3岁的孩子和二弟李光华，在周作人、贾芝等人帮助下，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李炎华走上了教育道路，在家乡当小学老师，后来又进入冀东建国学院，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人才。
李光华14岁就参加革命，18岁赶赴延安。
最小的李欣华，在战乱中与家人失散，只身漂泊。
1941年到北平寻找大姐未果，只得留在孔德学校继续读书。
1943年，他离开北平想去延安找哥哥姐姐，流落甘肃平凉、陕西关中一带，辗转迁徙，1947年1月才进入晋察冀根据地，终于找到了阔别多年的大哥李葆华。
一个失去父母的家庭，五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没有被困境压垮，没有被生活打倒，反而全部走上了革命道路。
这是怎样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们?
这种力量，来自父亲李大钊的言传身教，来自母亲赵纫兰的坚守，更来自那个时代无数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信仰。
【四】五个孩子长大后让所有人震惊的人生轨迹
1943年4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整版专文纪念李大钊烈士殉难16周年。
为了还原当时最真实的场景，报社特意邀请了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撰写文章。
这篇《十六年前的回忆》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国内广泛关注。这是16年来第一次有目击者亲自讲述李大钊牺牲的经过。
文章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详细记述了1927年4月6日父亲被捕的情景，以及在法庭上与敌人英勇斗争的场面。
李星华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写道："父亲是很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
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进小学语文课本，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通过李星华的文字，人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李大钊——既是坚定的革命者，也是温柔的父亲。
此时的李星华，正在延安从事教学工作。她的学生，大多是烈士子女和前线将士的家属。
对于这些孩子，李星华不辞劳苦，甚至自己补贴，对他们照顾有加。她把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爱，又传递给了这些孩子。
1943年，李葆华已经在晋察冀根据地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委员、组织部部长兼党校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与了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李炎华在冀东建国学院任教，为根据地培养建设人才。
李光华在冀东地区从事革命工作，曾担任中共乐亭县委宣传部长。
最小的李欣华，终于在1947年找到了大哥李葆华，结束了多年的流浪生活。
父亲牺牲20年后，李大钊的五个子女，全部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全部成为共产党员，全部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李葆华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成为接管北平的九名负责人之一。
同年2月4日，李葆华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就是李大钊的长子。
多年来，他一直化名"赵振声""杨震"从事地下工作，如今终于可以用真名示人了。
当李葆华站在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北京大学，站在父亲曾经居住过的北京城，他会想起什么？会想起1927年4月28日那个悲痛的日子吗？会想起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他们长大的艰辛岁月吗？
新中国即将成立，李大钊的五个子女，将在这个崭新的国家里，承担起怎样的责任?他们会如何继承父亲的遗志?他们又会取得怎样让世人震惊的成就？
1927年，当张作霖下令绞死李大钊时，他以为自己除掉了一个心腹大患。
他做梦也想不到，22年后，这个人留下的五个孩子，会在新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展现出怎样的风采。
而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所有了解李大钊事迹的人都会明白，先烈的鲜血没有白流，先烈的子女，正在用实际行动告慰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