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军统特务叶秀峰看报时发现端倪，立即命令手下：马上逮捕！

1947年上海，清晨的报纸刚送进街边茶馆，叶秀峰翻到寻人启事一栏时，手指突然停了下来。那则启事没有姓名，只有一个颇为古怪的称呼：“银老太太”。在普通读者眼里，这不过是寻找亲人的几句话，可在熟悉地下联络方式的人看来，越是含糊，越可能藏着暗号。

叶秀峰没有急着合上报纸。他盯着那几个字看了片刻，又把刊登日期和版面位置记了下来。上海当时人口流动频繁，报纸广告是公开渠道，既能传话，也不容易引起街坊注意。真正有经验的情报人员，往往不会在字面上留下明显痕迹，而是借助称谓、地址、日期，完成一次隐秘约定。

他把报纸递给季源溥，只说了一句：“查这个称呼，马上查。”

季源溥接到命令后，没有直接去找所谓的“银老太太”，而是从报纸入手，追查启事出现的地点、联系人以及可能对应的接头地址。很快，军统方面又在同一版面刊出回应，并留下老渔阳里十八号作为联络地点，企图反过来设局，引出发布启事的人。

这是一种常见的诱捕办法。对方既然需要通过报纸传递信息，便可能关注后续回应。只要守住地址，再观察来往人员，便有机会顺藤摸瓜。表面看，是军统在主动布网；实际上，地下工作者是否上钩，往往取决于他们能否识破这处“公开的秘密”。

老渔阳里十八号很快被布置起来。季源溥安排人员分散在附近，有人装作住户，有人扮成商贩，也有人在茶馆和巷口观察。几天过去，门前依旧没有出现目标。越是没有动静，越考验办案者的耐心。

第六天左右，一个穿深色中山装的男子进入了观察范围。他没有直接前往指定地点，只在附近与人短暂交谈，随后离开。这个细节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但对于已经盯梢多日的特务来说，任何异常接触都值得记录。

哨兵卢志英曾与这名男子说过几句话，因此被列入调查名单。季源溥询问时，卢志英只解释对方是问路，双方并无关系。这样的回答听起来平常，却没有消除怀疑，反而让军统更加注意他的日常行踪。

“只是问路？”季源溥追问。

卢志英回答：“我确实不认识他。”

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叶秀峰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他知道，过早抓捕只能得到一个孤立对象，却可能惊动真正的联络网络。于是，卢志英被继续监视，住所、交往对象以及每天的行动路线，逐渐被列入档案。

调查人员在卢志英虹口住处搜查时，发现了一只木箱，箱中有一本记事本。军统试图从文字、日期和记录方式中寻找密码，可一时没有得到明确结果。地下情报工作常常如此，真正重要的信息未必藏在一句话里，也可能藏在看似普通的时间、符号和排列之中。

与此同时，一位被称为“李老板”的绸缎庄经营者进入了调查视野。她经常出现在卢志英住处附近的茶馆，身份看似是商人，活动却颇为固定。更值得注意的是，她经营的店铺名义上售卖绸缎，实际出入的货物却与茶叶有关，包装和内容并不完全相符。

这些反常之处，使茶馆不再只是喝茶的地方。附近人员往来、店铺货物流转，以及卢志英与李老板之间的接触，彼此交织在一起。特务机关开始怀疑，这里可能承担着传递消息、掩护人员或转运物品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调查人员还注意到茶馆后院传出的电台声。无线电台在当时是地下组织进行远距离联络的重要工具，设备本身并不等于全部证据，但它的出现，令此前零散的线索有了新的连接点。军统随后控制现场，并试图查明电台的来源和使用者。

店铺和茶馆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更深的疑问。外包装写着“西湖龙井”，里面却出现了普洱茶，这种错置或许只是商业掩护，也可能是为了让不同接头人辨认身份。至于茶馆中出现的外地商人、突然离开的伙计，以及反复出现的固定日期，都被一一记录下来。

叶秀峰面对这些材料，并没有把所有人立刻抓捕。他更关心的是，谁在观察谁，谁在等待消息，谁又可能掌握真正的联络关系。对军统而言，破获一个联络点并不难，难的是在不惊动上层网络的情况下，摸清整个链条。

但局势最终没有按照军统的设想发展。随着调查深入，卢志英、李老板以及相关人员相继被捕。审讯中，卢志英始终没有供出组织关系和联络内容。其他被捕人员有的沉默，有的采取迷惑性说法，试图让追查方向偏离。

1948年，卢志英等人被押解途中，曾发生过引人注意的混乱。有关回忆材料对具体经过的叙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认的是，军统方面担心消息泄露，押送和看守极为严密。随后，卢志英等人在上海解放前夕遇害，未能等到上海解放。

一则报纸启事，牵出茶馆、店铺、电台和一批秘密联络人员。它之所以让叶秀峰立即警觉，不在于“银老太太”四个字有多神秘，而在于公开报纸被地下工作者当成了隐蔽通信的一部分。纸面上的几行字，落到不同人眼中，意义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