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冬，南京总统府内，蒋介石面对接连传来的败报，真正需要考虑的已经不是能否守住长江，而是国民政府还能把什么留下来。西南、海南、台湾，三个方向摆在桌面上，选择不同，结局也会完全不同。
蒋介石并非一开始就愿意离开大陆。对他而言，退往台湾等于承认大势已去。因此，国民党内部曾出现多种方案，有人主张凭借四川、云南的山地固守，有人建议退往海南，也有人提出经川藏线转入缅甸。
这些建议听起来各有道理，却很难解决一个问题：败退之后，靠什么维持长期统治？
西南地区地域辽阔，山川险峻，可国民党军队在当地的统治基础并不牢固，交通和财政也难以支撑大规模军政机构。海南面积有限，距离大陆又近，广东一旦失守，岛上便很难独立支撑。至于海外流亡，更不符合蒋介石保存政治实力、等待局势变化的打算。
这时，地理学者张其昀的意见逐渐受到重视。张其昀是浙江宁波人，曾师从竺可桢，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他没有带兵打仗的经历，却能从人口、交通、资源和战略位置等方面分析台湾的价值。
张其昀与蒋介石相识，并非偶然。两人同为浙江籍，陈布雷又在其中起到了引荐作用。张其昀后来进入国民党政权的文教和政治系统，但他的特殊之处正在于：不是军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党务官员，而是从地理条件判断政权退路。
据相关回忆，张其昀曾向蒋介石反复强调，台湾与大陆隔着海峡，解放军当时缺乏大规模渡海作战能力；岛上有较完整的铁路、港口和电力设施，能够容纳军队、机关以及随迁人口。台湾还处在西太平洋重要位置，外部力量很难完全置身事外。
蒋介石问：“西南难道不能守吗？”
张其昀回答：“山地可以阻挡军队，却未必能阻挡政权崩溃。台湾至少有海峡作屏障，也有经营的基础。”
这番话未必是决定台湾命运的唯一因素，但确实切中了蒋介石的顾虑。严格说来，退守台湾不是张其昀一个人的“拍板”，而是军事、财政、交通和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张其昀提供的是地理上的论证，陈诚等军政人物则负责把方案变成实际部署，蒋介石本人作出最终决定。
台湾之所以能够成为退路，还与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基础设施有关。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日本在岛上实行殖民统治，同时修建铁路、港口和部分工业设施，这些建设服务于殖民掠夺，却在战后客观上留下了可供接管和利用的经济基础。
1943年《开罗宣言》提出，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应归还中国。1945年日本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接收台湾。10月25日，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在台北主持受降仪式，台湾由此重新纳入中国行政管辖。
陈仪此前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又有留日经历，对日本制度和台湾情况较为熟悉。1945年8月29日，他被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同时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行政长官公署属于战后特殊设置，权力集中，目的在于快速完成接收和秩序重建。
接收初期，陈仪确实完成了不少基础工作。但行政长官公署权力过大，外省籍官员与台籍人士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加上经济管制、物资短缺和官员腐败，社会不满逐步积累。1947年2月27日，台北发生查缉私烟冲突；次日，局势扩大，形成“二二八事件”。
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陈仪的政治威望迅速下降，1947年被免去台湾省行政长官职务，行政长官公署也在随后改制。
继任者魏道明于1947年5月16日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他有留法、驻外经历，任内试图缓和社会关系，重视教育、经济和台籍人士任用。不过，国民党在大陆战场的败势已经影响台湾，魏道明任职时间不长，1948年年底辞职。
1949年1月5日，陈诚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并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他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地方治理，而是国民党政权即将转移后的全面安置问题。陈诚推动“三七五减租”，调整财政金融体系，发行新台币，并整顿军政机关，为大批军民、机关和物资进入台湾作准备。
1949年7月以后，国民党军政人员、党政机构以及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陆续迁台。12月，蒋介石抵达台湾，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完成转移。此后，台湾长期处于军事管制状态，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和人员往来被切断，原本属于战后接收安排的台湾，转而成为国民党政权维系下去的核心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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