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8月，朝鲜大水洞，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刚抵达驻地，便把各军负责人召集到一起，要求连夜研究180师失利经过。战场上的枪声已经远去，电台中断、部队失联、撤退受阻等问题，却一件件摆在了指挥员面前。
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战后总结。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志愿军部队正在向北转移，60军180师因任务变化、左右邻军撤退和通信中断，逐步陷入孤立。5月下旬，敌军凭借机械化机动和空中优势，切断了多个通道，180师突围失败，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但并非全师被歼，仍有人员分散突围或归建。
180师的问题，表面看是一个师的失利，实际牵动的是整个志愿军运动战体系。第五次战役前期，中朝军队取得了一定战果，可部队连续作战后粮弹不足，伤员转运困难，后勤线又受到敌机反复轰炸。进攻转入防御时，任何一个局部判断失误，都可能被敌军迅速放大。
当时，60军所属的179师被调出加强15军，原本承担机动掩护任务的部队出现变化。180师在转移中担任阻击和掩护，左右两翼却相继后撤，战场态势没有及时传达到师一级。更棘手的是，60军军部电台曾遭空袭，通信一度中断，命令传递和敌情报告都受到影响。
180师并不是没有战斗力。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多名基层指挥员坚守阵地，伤亡十分严重。问题在于，阻击、转移、掩护几个任务交织在一起，部队既要挡住追击之敌，又要等待上级新的指令，结果错过了较有利的突围时机。
彭德怀对这次失利极为重视。有人把责任归结为电台中断，也有人认为主要是部队撤退组织不严密。陈赓听完汇报后没有接受单一解释，而是指出，通信故障固然造成严重影响，但指挥员在情况变化后是否果断处置，同样决定着部队能否脱离险境。
有意思的是，陈赓此次入朝，并不是临时找来的“救火队员”。早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正在越南协助指导抗法斗争，便已关注朝鲜战场的变化。1950年11月29日，他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越南工作，随后经沈阳到达朝鲜，了解志愿军作战和后勤情况。
1951年1月，陈赓参加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会议，并听取了彭德怀关于前几次战役的总结。他还到前线部队和第九兵团司令部实地查看。这样的经历，使他对朝鲜战场的特点有较直接的认识：敌军火力强、机动力快，志愿军必须在隐蔽、通信、后勤和组织撤退上补足短板。
回国后，陈赓被考虑担任新组建的第三兵团领导。1951年4月25日，他正式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遗憾的是，长期在越南和朝鲜之间奔波，加上旧伤和劳累，他的左踝患上创伤性关节炎，无法立即再次入朝，只能留在北京治疗。
180师失利后，志愿军总部急调陈赓，关键并不只是因为他是大将，更在于他兼具战役指挥、部队整训和复杂局面处置经验。陈赓打过大仗，也长期负责军事教育和部队建设，善于从混乱中抓住主要矛盾。对于当时急需调整的志愿军来说，这种能力比单纯增加一名高级将领更重要。
在大水洞的会议上，60军军长韦杰说明通信中断等情况，现场气氛十分沉重。陈赓没有回避责任，也没有把全部过错推给基层。他要求把兵团、军、师之间的指挥关系重新理清，强调电台不能只依赖单一路径，部队行动必须预留机动方案，担任断后任务的部队更不能在敌情不明时僵化等待。
随后召开的有关会议上，彭德怀曾严厉追问指挥责任。陈赓却提醒大家，研究教训不是为了把某个人推出来承担全部压力，而是要找出制度和指挥上的漏洞。据说会场气氛最紧张时，他对彭德怀说：“老总，先吃饭吧。”一句话让会议暂时停了下来，也给在场指挥员留下了缓冲。
陈赓还专门找王近山谈话。王近山因180师失利心情沉重，不愿出席会议，陈赓没有摆出上级姿态，而是用熟悉的方式劝他面对问题。两位老战友讨论的重点，不是互相推诿，而是如何改进兵团预备队使用、撤退部署和战场通信。
这次调整很快超出了180师本身。1951年夏秋，朝鲜战场逐渐形成阵地战格局，志愿军开始更加重视坑道、反斜面工事和纵深防御。陈赓参与的指挥工作，推动部队把运动战中暴露出来的通信与协同问题，转化为阵地战中的具体制度。
1952年，彭德怀因身体原因回国治疗，陈赓等人承担了朝鲜战场的部分指挥任务。此时的陈赓，已经不只是奉命处理一次失利，而是参与到志愿军作战方式调整之中。180师的代价，最终被写进了部队整训、通信保障和战场指挥的各项规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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