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分化”的成因分析与治理建议丨金融大家评

导语：近年来，“K型分化”正在全球蔓延。这一概念并非严谨的学术模型，而是描述经济结构剧烈分化的形象框架：字母K的上扬一笔，代表一部分产业与人群加速向上；下探一笔，则代表另一部分仍在收缩与艰难修复。2000年后，放眼发达经济体，“AI繁荣”与“广谱萧条”并存的格局日益清晰。在中国，“K型分化”已超越一条临时性的复苏曲线，沉淀为新旧动能转换期的深层结构特征——高科技与出口加速上行，内需、消费与房地产持续探底，两条斜线间的“剪刀差”日益扩大。在此背景下，“K型分化”的讨论持续升温，引发了对其形成原因、市场影响与后期治理的系统性审视与深度探讨。

“K型分化”的核心特征

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张瑜

“K型分化”在各个领域的体现

一、生产端：新经济>旧经济

产业层面，新旧经济的分化具有长期性。参照中国的新旧产业定义方式观察其他国家的产业分化，均持续较长时间。例如日本从1970年分化至今、韩国从1998年分化至今等。回到中国，2015年以来中国新旧产业持续分化，旧经济占比从2015年的24.2%降至2025年的19.6%，新经济则从14.5%升至20.0%，从2026年上半年数据看，这一分化仍在持续。

二、生产端：头部企业>其他企业

企业层面，头部企业的生产率增长明显好于其他企业。参照OECD的研究，2003-2020年制造业前沿企业（细分行业中，生产率前5%的企业）劳动生产率累计提高约50%，但其他企业近乎停滞，技术红利更多转化为头部企业的效率提升，但对其他企业的扩散不足。对应到中国，以人均营收衡量，前5%的企业与其他之间的差距持续拉大。在AI革命的背景下，这一分化可能延续，AI落地依赖硬件、人才和组织改造等前期投入，大企业更容易承担成本并推动公司提效。从数据上看，2025年欧盟大型企业AI使用率已达55%，大幅高于小型企业的17%。

三、生产端：核心区域>其他区域

区域层面，全球区域分化呈U型，1980s来区域分化再度拉大。参照IMF、Rosés与Wolf（2019）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人口和产业流动推动区域差距收窄；但90年代以后，各国区域分化再度拉大，原因可能与传统工业衰退、高技能服务业向大都市集中等因素有关。对应到中国，我们参照IMF的指标构建方式，观察中国31省市人均GDP的90%分位与10%分位之比，2003-2019年这一比值持续下行，区域分化有所收敛，但2020年来该比值有所提升，区域分化似在加大。此相对应的是，近年来政策提及“经济大省挑大梁”，2026年上半年，6个经济大省中，5个GDP增速高于全国。

四、分配端：企业部门>居民部门

分配层面，企业部门拿到更大蛋糕，居民部门缩水。我们观察经济增长的收益（以GNI衡量）在居民、企业、政府三部门之间的分配，从初次分配看，近年来10个样本中，9个国家的居民部门分配份额下降、企业部门份额上升；考虑二次分配后，这一数字降低至7个（改变的是美国、加拿大），但多数国家仍保持这一趋势。参照学术研究，这可能与技术替代人力、“超级明星企业” 以较少的劳动投入创造更多产出有关。

五、分配端：高收入群体>其他群体

具体看居民内部，收入、财富分化或难以自发收敛。从国际样本看，居民收入、财富分化呈U型，在人均GDP低于2万国际元时（2011年不变价国际元，该口径可观测更长的时间序列），各国前10%人群收入占比趋于下降，但人均GDP高于2万国际元时，这一占比持续提升。当前中国正处于这一阈值附近。

六、需求端：服务消费>商品消费，耐用品>非耐用品

关注需求结构的分化。在消费端体现为服务消费好于商品。国际经验较为一致，以美国为例，1960年人均GDP处于1.9万美金时，服务消费占比为46.6%，至2025年人均GDP达到6.8万美金，服务消费占比升至69%。若具体看商品内部，耐用品好于非耐用品，1960年美国非耐用品消费占居民消费之比仍有40%，至2025年已降至20%，而耐用品消费稳定在10%左右。

七、需求端：知识产权投资>建筑投资，大企业研发>中小企业

投资端，重心从建筑类投资、设备类投资，切换至知识产权类投资（软件、数据库等）。例如日本，1980-2024年，住宅建筑类投资占比从68.3%下降至44.5%，设备类投资大体持平，占比保持在28%左右，知识产权类投资则从6.1%提升至26.8%。进一步来看，企业的知识产权投资高度集中在大企业，参照OECD的数据，2023年12个样本国中，250人及以上企业研发支出占比中位数约75%，美日德占比均在90%以上。中国也有同样的趋势，观察A股非金融企业中员工总数在万人以上的“大企业”，2025年共计492家，占A股非金融企业的9.3%，但研发费用占到61%。在492家“大企业”内部，中游制造占到半壁江山。

八、需求端：机电品出口>劳密

出口端，机电出口好于其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至少有两个，一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例如1960年日本承接欧美产业转移，机电品出口（SITC第七类）开始提升，此后陆续传导至韩国、中国，这一过程可能持续20-30年，但若本国产业端没有进一步突破，中游机电品出口占比可能停滞甚至略有下滑。二是本国产业竞争力的增强，可推动中游机电品出口占比再度提升，典型如中国，2010-2020年，中国中游出口占比已稳定在47%左右，但2023年以来，随着中游产业竞争力与外部环境变化，中游出口占比再度提升，2025年，中国中游出口占比提升至50.4%。

“K型分化”的形成原因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赵伟

新经济的供给传导效能偏弱，企业降费、化债提速构成需求掣肘

供给端，“新旧力量”交替下，新经济对总量的乘数效应、传统领域的拉动效应偏弱。2022年以来，经济转型进入“新阶段”；但从贡献看，新经济并未对总量形成增量拉动，仅对冲传统领域的下行幅度；同时，新经济对其他领域的正向溢出偏弱，如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对产业链中其他行业拉动有限，就业增速持续低于营收、也反映新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

需求侧面临新的堵点。

一是营收偏弱及主动降费，约束社会集团消费走弱。历史经验，社会集团消费与企业管理、销售费用支出有关，而后者更多受企业营收影响。2025年下半年来，企业营收整体呈现回落态势，拖累费用支出。2026年管理、销售费用上升，更多是价格上行推高名义数据；但企业仍在主动压降费用；近期管理费用率、销售费用率已分别回落至3.1%、2.2%的历史低位。

二是化债与稳增长再平衡过程透支投资资金，尤其令高杠杆行业、化债压力突出地区投资下行明显。2025年中以来，特殊再融资专项债“超发”影响投资到位资金，对投资形成约束；同时，专项债付息的刚性压力在上行，占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比重升至18%以上。上述相应令天津、黑龙江化债“超发”严重的地区，受财政资金影响更多或杠杆率更高的行业投资下滑幅度更明显。

“K型分化”的影响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刘郁

K型分化之下，内需对财政支出的依赖显著上升

K型分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会传导至消费端，表现为当前奢侈品消费有所复苏（历峰集团今年一季度销售增长几乎是预期的两倍，中国内地及港澳市场时隔十个季度重回两位数增速），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仍然偏弱，美国和中国均面临类似问题。

从近两年国内经济节奏看，内需变化越来越依赖政府支出。去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和全国投资均呈现一定恢复，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又开始放缓。造成这一变化的核心因素，并非居民和企业行为突然发生大幅调整，而是财政支出力度的边际变化。

将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政府性基金支出合并观察，去年上半年内需改善阶段，财政支出月度同比增速多数保持在10%以上，是托底经济的主要力量。自去年8月以后，财政支出增速持续回落，今年以来多个月份转为负增长，内需也随之明显走弱。

当前的问题在于，财政难以年年保持高强度扩张。历史上财政明显发力的阶段，如2015—2016年、2020年以及2024—2025年，通常对应重大外部冲击，或者政府债务累积而带来的宏观风险集中暴露。即财政扩张，往往发生在关键事件和节点，难以成为长期常态。

如果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财政托底，而居民和企业预期较弱，内需将较难形成持续修复。与此同时，出口规模继续扩大还可能加剧海外贸易摩擦，进一步凸显扩大内需的重要性。

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管涛

K型复苏下的人民币汇率走势

短期利多因素占优。

出口和贸易顺差继续形成有力支撑。今年上半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5760亿美元，虽同比下降1.3%，但仍为历史同期次高，相当于2021年同期的2.39倍。在全球AI资本支出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的同时，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0.2个百分点，原因之一即为中国出口表现强劲。

中国外汇市场具有货物贸易主导和客盘驱动的特征。货物贸易结售汇占银行代客结售汇的比重接近70%，明显高于其在代客涉外收付中的占比。贸易顺差并不必然带来人民币升值，但在汇率已经走强的环境下，贸易顺差和升值预期容易形成自我强化、自我实现。因此，强劲出口是本轮人民币升值的重要供求基础。

中长期变数仍然较多。

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尚未结束。“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仍面临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交织，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人口结构变化以及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任务依然较重。宏观叙事改善推动外资重新关注中国资产，但在K型分化背景下，新动能对旧动能的替代和补偿仍不充分。2025年二季度至2026年一季度，外来投资季均净流入仅52亿美元，显著低于2020年三季度至2022年一季度季均1585亿美元的水平，外资仍可能存在“看多但未明显做多”的现象。

“K型分化”的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 杨瑞龙

结构分化的治理思路

治理K型分化不能只关注高科技行业及上游行业的发展，更应关注制造业及中下游行业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空间，尤其需要改善制造业企业的成本环境、市场环境和公平竞争条件。

稳住实体经济是治理结构分化和稳定增长的关键。

实体经济和制造业是稳定中国经济基本盘的核心力量。当前内需不足、投资偏弱和消费不振，表面上是需求问题，背后则与居民收入和就业状况密切相关。除失业率上升外，就业质量下降同样值得关注。部分劳动者虽然仍处于就业状态，但工作时间缩短、工资收入下降，也会抑制消费需求。

居民收入状况取决于企业经营和投资活动。企业投资不足，意味着企业扩张能力减弱，新增岗位减少，部分企业甚至进入收缩状态。制造业和中下游行业是中国税收、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保障，解决了全国80%以上的就业问题。这些行业持续低迷，将对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社会就业产生广泛影响。

从全球比较看，中国制造业仍具有突出优势。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的29.47%，规模约为印度的10.3倍，接近欧美制造业增加值总和的95%，制造业利润总量也处于世界第一。制造业仍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最具优势的领域之一。

但近年来制造业发展也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2012年的31.53%下降至2024年的26.61%；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由2021年的30.6%下降至2023年的27%，两年内下降了2.7个百分点。无论从企业微观感受还是宏观统计数据看，制造业占比下降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治理结构分化，从根本上讲就是要稳住制造业与中下游竞争性企业，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稳住经济大盘，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罗志恒

“K型分化”治理的政策建议

一是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和政策评估框架，由单一宏观指标评价转向宏观指标与微观主体感受并重。政策效果既要看GDP、投资和工业生产等宏观指标，也要看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三类主体的预期和行为是否改善。建立涵盖居民就业、收入、消费和负债，企业订单、利润和现金流，以及地方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的常态化监测机制，及时识别总量数据改善与微观感受偏弱之间的差异。同时构建“耐心政策”体系，既要出台短期立竿见影的政策，更要考虑能逐步改变预期的制度性安排。

二是加力扩大内需，弥补总量缺口。扩大内需不能主要依赖资产价格上涨和少数高收入群体消费，而应建立在居民就业稳定、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和社会保障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从耐用消费品为主逐步扩围至服务业；改善养老、医疗、托育、文旅等领域的优质服务供给，让需求为优质供给创造市场；引导企业从同质化价格竞争转向依靠技术、质量、品牌、设计和服务的差异化价值竞争，使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沉淀为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形成良性循环。

三是加大对新动能发展的有效支持，补强产业链与就业带动能力。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中试验证和产业化初期，通过首购、首用、示范项目和政府采购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早期市场；发展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完善创业投资、科创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工具，缓解科技企业融资约束；补强核心零部件、关键设备、基础软件等薄弱环节，提高国内产业链配套率和价值留存能力。推动AI等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扩散应用，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劳动者在新旧产业间顺畅转岗。同时加强对地方产业基金、招商项目和重大投资项目的统筹评估，及时纠正低水平重复建设、概念炒作和盲目扩张。

四是稳妥化解旧动能调整压力，保障转型平稳有序。房地产领域继续做好保交房、去库存和盘活存量，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推进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城市更新，稳定房地产投资及相关产业链需求；可考虑增发国债成立房地产稳定基金，并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弥补地方财力缺口，走出“房地产调整-地方财力下降-稳地产能力不足”的循环。对房地产、资源型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加大转移支付、转型资金、职业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支持，避免出现区域性的经济与就业断层。

五是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技术进步收益全民共享。健全工资合理增长和最低工资动态调整机制，推动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基本同步，规范平台用工、劳务派遣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完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完善以常住人口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供给，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针对AI和平台经济加剧财富和收入分配极化的新情况，研究探索与之适配的财税调节制度，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等制度安排，使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收益更充分地转化为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

内容来源丨根据公开演讲或发表内容整理

编辑丨杨曦

审核丨秦婷

责编丨兰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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