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8年冬天，南京街头，高良伦把一个旧布包递到小摊前。老人衣着寒酸，摊主原本没当回事，直到布包打开，一枚写着“特等功”的军功章露了出来。
“这东西，您真要卖？”
高良伦没有解释，只是点了点头。那年，他56岁，曾经在朝鲜战场上与敌人近距离厮杀，也是部队公认的神枪手。可此时，他卖掉勋章，并非贪图钱财，而是家里已经揭不开锅。
这枚军功章背后，藏着一段极少有人知道的战场经历。
高良伦1932年出生于四川剑阁县一个农民家庭。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年轻人参军入伍的热情很高。1951年2月，高良伦报名参军，进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2军序列，随后接受系统训练。
他文化程度不高，却很能吃苦。别人训练结束后休息，他还在擦拭枪械、琢磨射击姿势。射击训练中，三发子弹几乎落在同一位置，教官很快注意到这个沉默的四川青年。
不过，靶场成绩只是起点。战场上的枪法，不能只靠眼力，还要靠判断、耐心和胆量。高良伦参加实战演练时，经常担任侦察和掩护任务，练出了在复杂环境中寻找目标的本领。
他有个特点：不轻易开枪。
一旦扣动扳机，往往就是关键一枪。敌人火力点、机枪手、指挥位置，都是他重点观察的目标。战友后来回忆，别人寻找目标时，他已经在判断目标下一步会移动到哪里。
1952年秋，上甘岭战役打响。10月14日至11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围绕五圣山南麓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展开反复争夺。阵地面积并不大，却牵动着中部战线的防御格局，炮火密度之高，在朝鲜战场上极为罕见。
高良伦所在部队奉命投入战斗。山头被炮弹削低，坑道里空气污浊，人员和物资补充都十分困难。白天不能轻易露头，夜里还要抢修工事、运送弹药。战士们守住的，往往只是一段塌了一半的战壕。
一次进攻中，部队要夺取并巩固重要阵地。敌军依托地堡、铁丝网和交叉火力顽抗，冲锋部队伤亡很大。高良伦携带步枪和爆破器材接近敌堡，先处理外围火力，再寻找射击孔和薄弱处。
爆破成功后，他率先冲入地堡。近距离交火没有什么“神奇”可言，只有极短时间内的生死判断。高良伦连续射击，压制住残余敌人，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
阵地夺下并不等于战斗结束。敌军随即组织反扑，炮火一轮接一轮。高良伦和战友在弹药不足、饮水中断的情况下坚守阵地，靠积雪解渴，靠有限的干粮支撑体力。负伤后没有药品，便撕下衣物包扎。
据战后相关材料记载，高良伦所在小组在一场连续战斗中歼敌246人，他本人还曾在后续防御作战中击退多次进攻。数字背后，是阵地上极其惨烈的近距离搏杀，也包含了战友协同、火力配合和阵地坚守，不能简单理解成一个人的单独作战。
凭借在上甘岭的表现，高良伦被授予特等功，并获评二级战斗英雄。“枪神”这个称呼，来自战友的认可，不是他自己争来的。对他而言，勋章首先是牺牲战友留下的见证，其次才是个人荣誉。
1953年停战后，高良伦回国转业，被安排到南京一家国营纤维厂工作。他没有把战斗英雄身份挂在嘴边，而是从一线工段干起。工厂生产任务重，劳动强度也不小，他凭着军人作风逐渐得到认可，后来担任副厂长。
有意思的是，离开战场并没有让他的生活一路顺遂。随着企业经营状况变化，纤维厂最终停产，高良伦失去了稳定收入。年过半百的退伍老兵，重新寻找工作并不容易，只能接搬运、刷墙、送煤之类的零活。
家中孩子还在成长，收入却越来越少。1988年，小儿子在学校因营养不良晕倒，医生建议增加营养。高良伦回到家，翻出那只存放军功章的木盒，整整看了一夜。
那不是普通物件。它记录着战场功绩，也记录着已经牺牲的战友。可现实摆在面前，父亲首先要解决的是孩子的吃饭和治病问题。
于是，便有了南京街头那次出售。
军功章几经转手，消息传到了高良伦当年的老首长那里。老首长设法将勋章赎回，带回高良伦家中，既责备他不该出售，也为他的困境难过：“有困难，为什么不向组织反映？”
高良伦低着头，没有争辩。多年军旅生涯中，他习惯了自己扛着；战场上如此，退伍后也是如此。只是这一次，他扛不住了。
后来，高良伦得到相应帮助，生活逐步稳定下来。那枚军功章也重新回到他手中。2003年，高良伦在南京去世，享年71岁。属于他的战斗早已结束，留下的，是一枚曾被迫离手、最终又被找回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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