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婚外胚胎案”原配控告丈夫重婚罪案有了新进展。9月3日，有媒体报道，当事人朱女士透露，无锡警方经审查认为男方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称，朱女士未提供被告人存在重婚犯罪行为的证据材料，不予受理起诉。
从朱女士本人发布的视频来看，镜头中的她情绪崩溃，称自己第8次追究重婚的刑事自诉未获法律支持，内心愧疚，感觉辜负了众多网友的支持与期待。但其并未放弃，目前已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控告丈夫重婚的自诉材料。
然而，从司法现实来看，重婚这个罪名的适用比较严格。特别是当今社会，个体的自我意识迅速上升、行为边界逐渐宽泛，越来越冲击着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也明显掣肘了刑事司法对重婚的认定。
现行法律对重婚罪的认定因素
我国刑法中，重婚罪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没离婚又去民政局与他人登记结婚；另一种是，在登记结婚后，又与他人同居生活。是否认定为事实重婚，这就需要结合双方是否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是否公开、是否持续稳定、周围群众是否普遍认为二人是夫妻关系等因素综合判断。
这样一来，一方面从立法初衷而言，刑法认同重婚罪的本质既是对合法婚姻关系的破坏，更是对配偶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产生的人身财产权利的侵害。但另一方面，法律又要求重婚还需有一个非法婚姻的存在，这个非法婚姻对之前的合法婚姻形成严重冲击。
也正是对这个非法婚姻的外在形式要求，容易阻碍重婚罪的构成。当事人只要没有去登记，在多地流动居住、婚外备孕、培育胚胎、婚外生子等，单独来看，都很难推定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也就达不到事实重婚的标准。
如果确如报道所言，朱女士的丈夫与第三者去了很多城市，在不同地方住，且伪造结婚证，在医院以“夫妻”名义接受辅助生殖治疗，培育了冷冻胚胎等，这些事实没有被司法机关认定为重婚，恐怕也是认为双方没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周围群众不认为二人是夫妻关系。
也就是说，现行重婚罪的立法旨趣，在于预防和打击在婚姻之外建立第二个婚姻关系，而对婚姻家庭的实质破坏，以及对配偶权利的严重侵害则退居其次了。那么，重婚罪这种重形式而非实质的传统思维，是否仍然适应如今的社会现实，无疑也是舆论对这起案件形成争议的主要原因。
应更加注重配偶的实质权益被害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重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该内容直接照搬了1979年刑法。此后，刑法历经12次修正，涉及上百个条文的修改，但重婚罪始终只字未改。理由大多是考虑到婚姻关系本质上属于民事法律领域，刑法作为最后的手段，介入婚姻关系应当谨慎克制。
然而，我国的社会形势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婚姻家庭关系中人身和财产等核心权利义务，也与几十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个人可以户口在老家、工作在外地，却在第三个城市谈恋爱；夫妻不生活在一个城市早就不足为奇，人们也不再关心邻居是不是夫妻；交通便捷、信息通畅、流动自由、居住分散等，也让“长期稳定共同居住”这个概念需要重新厘清。
回到朱女士控告的这起重婚案中，无论是家庭财产、与丈夫绝对排他性的同居关系，还是丈夫与第三者意图生育孩子的非法行为，如果均属实，那么这三方面均严重侵犯了朱女士的权利。而这三者正是所有婚姻家庭关系最核心的因素，无疑也是重婚罪应该保护的重中之重。
所以，从注重非法婚姻的外在形式，转向注重配偶的实质权益被害，应是重婚罪的正确适用需要转变的观念，也是刑法回应时代变化的必然要求。
犯罪的首要特征是社会危害性，是犯罪行为对权利人的严重侵犯。为此，重婚罪设置的目的，不能只停留在维护一夫一妻制度上，而应该落实于夫妻双方具体的权利保护。同样地，重婚罪的司法适用，应该重在强调权利的实质保护，而不是过于计较非法婚姻的形式要件。
从这一角度来看，此案或许很难走向立案，却打开了一个重新看待“同居”和“婚姻”的窗口。（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金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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