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徐向前获悉周维炯家人被当成反革命家属，怒道：这是胡来！

鄂豫皖苏区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其大致可以分为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大块。分别对应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

虽然后世常常将他们统称在一起，但纵观根据地的发展之路，三个地区早期还是出现过矛盾的。毕竟最初并未完全连成一块，各自又主要是靠自身力量发展出来的，因此争吵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鄂豫边派去改造豫南皖西的干部还被接连杀过几个。

这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其实有几分无可奈何。用局外的眼光去看，很难还原全貌。不过，这些事情影响很深，几十年后仍有不少人的定性与之相关。

比如当年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周维炯，命令不是他下的、人不是他杀的，最后他也是为革命而死的，按道理来说怎么也不会把问题推到他头上。

但至少在1958年前，他被认定为责任人，亲人因此都受到很大牵连。

当徐帅得知这件事后，非常气愤地表示：“这是不对的！胡来。”并指示相关部门一定要重视，为周维炯平反。

那么，当年事情的经过究竟如何呢？

周维炯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有巨大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各拉起一支部队，分别是红31师、红32师、红33师。

周维炯在商南起义中是主要的军事指挥员，民团里的起义武装是他拉出来的，起义后担任了32师师长。

后来他又率领一部分人员去支援六霍起义，红33师改编为红1军3师时，他出任该师师长。换言之，他在鄂豫皖三支源头部队里，地位都非常高。

但，正如前面所说，三大块根据地最初是存在矛盾的，周维炯不可避免被卷入其中，最开始就是鄂豫边派来的干部与商南本土人员的冲突。

商南起义期间，中央成立了直属鄂东北（鄂豫边）特委的“商罗麻特别区委”，由徐子清担任特委书记。

起义结束后，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前往商南地区接收并整编这支部队，但深入了解后发现，这支队伍的复杂程度超出想象，并没有多少坚定革命之人，更多的是帮派、民团、家族人员。

鄂豫边革命委员在给中央的汇报文件中有这样几段：“32师是由民团拖出来的几十支枪及农民收缴土匪所埋藏的枪支20余支”、“成分流氓分子太多，政治工作可以说没有做，对外影响不太好，很多农民说他们是土匪”、“商城方面，过去青红帮的组织很多，因此党内多参有帮的组织，同时各种份子异常杂紊，因此组织都不健全”、“一切不纯的份子如红帮内份子都在党内军内负重要责任，一般同志的地位思想和地方观念充满党内”...

针对这特殊的组织结构，中央认为强行用外力介入改造，怕引起反弹，遂决定撤销起义期间成立的商罗麻特委，把红32师和商南的党组织统一交由商城临时县委领导。

商南临时县委毕竟是本地人发展起来的，说不定能找到一条合适的路，把思想工作给抓起来。

然而这个决策引发鄂豫边派往商南的干部徐子清、徐其虚（时任红32师政委）等人的不满。在徐子清等人看来，这是在逼自己交出兵权和组织领导权，是极大不信任。心怀不满的他们，随后竟公然反对中央的决策，并宣称“可以改造商城县委，甚至可以改造中央”。

此等做法无疑违背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并且前面说过，商城本土人员有很多帮派分子，他们做得就很绝，马上以“非常手段”将徐子清、徐其虚等人逮捕，并在1929年7月和8月，分别将两人处决。

此事过后，鄂东北特委与商南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徐其虚被害后，戴抗若接任红32师党代表。

戴是六安党组织派来学习的，鄂东北特委和商南临时县委都觉得可以接受。但是，仅仅一个月后，戴抗若也因为跟商城县委发生意见分歧而被杀害。

接连处理了上级任命的三名特派员，事情性质已经非常严峻。同年12月，鄂豫边特委指示商城县委和红32师归特委领导，被拒绝。又要求红32师开往光山与红31师会合，仍被拒绝。

无奈之下，1930年1月，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和刘英等人前往商南整顿，准备解决“戴案和红军游击作战问题”。

让人没想到的是，商南临时县委的人胆子太大，甚至反过头来准备解决他们，幸亏有一位叫项弼的高级干部及时报告消息，郭述申等人才匆忙逃离。

郭述申随即给中央写报告：“商城同志始终有一种错误观念，不信任组织、不信任外县的同志”、“吸食大烟真是奇怪现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来，戏子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同志为抢东西互相打架，有的把金钱带回家去，甚至有许多因为暴富了，脱离队伍放弃革命了”...

这些真是触目惊心，并且郭述申在报告中还讲了当初的危险：“（商南临时县委）李梯云、王泽渥、徐全、漆仲甫、徐云亭等秘密集议，决定扣留中央巡视员和由中巡及信阳中心县委派来的同志...所有从外面来的同志都是第三党，决定全体扣留枪决。”

从他所述中可以看出，事情的主要责任并不在周维炯，那为何后来还把事情算在周维炯身上呢？

一方面周维炯是当地武装的领头人物，是红32师师长，但是他没有站出来制止，有时候不反对就代表默认，这肯定要负一定责任；

另一方面，郭述申还有这样一句“周维炯也同意了，他主张提交大会解决，不主张马上扣留。”虽然看得出来周维炯没有那么激进，还留了余地，但那种时候的同意，还是会造成危险的。

在革命早期的探索过程中，有很多事情真是令人诧异。好在郭述申是比较理智的，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遭遇就极度仇视商南地区，相反他还表示“倘若仍利用军事的纪律去制裁，依然不能纠正商城沉于惯用红色的恐怖去处罚同志的错误”。

他主张通过多沟通多联络来缓和双方的关系，这才没有把鄂豫皖陷入彻底内讧中。所以在郭述申改任鄂豫皖边特委书记后，红32师也开始跟红31师协同作战了。

不过，双方心里始终还是有刺的，比如徐向前就回忆过：“当31师与32师第一次会合后，由于32师以前发生过枪杀特委委员的事，我们也有顾虑，晚上睡觉枕着枪，以防意外……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32师的同志不辞而别了。他们有戒心，也不奇怪”。

也是因为这种顾虑，周维炯才率部改变方向去支援皖西，后来还当上了红1军3师（原红33师）师长。

鄂豫皖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对革命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后来中央把张国焘调了过来，再后来，就有了一系列疯狂肃反，周维炯被错杀。

1958年11月，鄂豫皖三省组成党史调查组，前去采访徐向前元帅，收集历史资料。在请教完问题后，调查组也向徐帅反映了一个情况，即他们下去调查时，发现周维炯的家属在地方上还被当做反革命家属看，生活比较糟糕。

徐帅听后很愤怒：“这是不对的！胡来！周维炯这个人是有一点英雄主义，但他打仗很勇敢，人很聪明，不是反革命。周维炯被抓后，也没有什么反革命的口供，他只是说：老子再过20年还是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他的表现很坚决。”

顿了顿，徐帅又说：我对周维炯的印象是，打仗很勇敢，服从军部指挥。不能说他是反革命，他的家属不应该按照反属待遇，而应该按照烈属待遇。1929年正是革命低潮的时候，他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起义，应受到高级干部烈属待遇，受普通烈属待遇都不应该！

有很多话，徐帅是反复强调的，可见他内心情绪之激动，临走时他再度重申：当时周维炯是师长，他当然负有一定责任，但跟做主杀人的不能相提并论。他不是反革命。

没过多久徐帅又亲自写材料为周维炯证明，经过他的努力，1959年周维炯被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