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脾气大到出名，部下难调动；大会坦诚发言，江渭清：这下气顺了！

1947年春，华东野战军一次总结会上，台下坐着不少曾被谭震林当面训斥过的干部。谁也没想到，这位出了名的“谭大炮”，开口没有继续批评别人，而是把矛头转向了自己。

这场自我批评，源于几个月前的涟水保卫战，也源于一句让第16旅上下都憋着气的话。

谭震林的脾气，在华东部队里早就不是秘密。陈毅曾半开玩笑地说，谭震林朝人发火时，确实叫人受不了，可转过身去，又会替对方说好话。这个评价看似调侃，实际上点出了他的性格：批评来得急，护短和担当也来得快。

他最不能容忍的，是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谭震林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却常提醒身边工作人员，不能因为职务变了，就把自己摆到群众头上。

有一次，他前往西苑旅社参加活动，司机把暖水壶放进车里。谭震林问明缘由，得知这是为了首长外出时方便饮水，立刻不高兴了：“又不是走几百里路，带这个干什么？”

到了会场，他仍然压着火，当众拿起桌上的水喝了几口，直接谈起这种过度照顾首长的做法。秘书在旁边使眼色，他没有理会，反而说，所谓安全不能变成特殊化，更不能让干部和群众之间隔出一道墙。

类似的事情，他见到一次就要管一次。宾馆服务员见领导进门，主动上前开门。谭震林没有顺势接受，而是追问：“普通人来，也都这样吗？”服务员一时尴尬，只好承认主要是为领导服务。

谭震林并没有责怪服务员，反倒说明，开门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只给有身份的人开门。他还表示，若因此受到领导批评，可以让对方来找自己。话说得硬，却不是为了摆威风，而是觉得干部连进门都要人伺候，作风已经出了问题。

回乡调查时，他在粮店看到群众排队买粮，售粮窗口却修得很高，老人和孩子伸手都够不着。旁边有人小声说：“他们是官家，谁惹得起？”谭震林听见后，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县里干部解释，是担心粮食不安全。谭震林当场反问，窗口高到自己都费劲，群众怎么办？在他看来，所谓管理如果让百姓处处不方便，便不能只拿“规定”和“安全”搪塞。

这种作风也带进了战场。1946年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苏中、淮南和山东解放区，涟水成为华东战场的重要支点。华东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等指挥下，连续组织涟水防御作战，战斗异常激烈。

当时，民力动员指挥部主任项南负责架桥。部队和物资急着通过，河岸上人马拥挤，桥梁却迟迟没有完成。谭震林得知后，给项南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今晚不把桥架好，就追究责任。”

压力传到工地，架桥速度很快加快。谭震林赶到河边，看到桥面终于能够通行，却又盯着混乱的队伍发火：“这是打仗，还是搬家？”在紧急状态下，他的脾气有时确实能变成推动工作的力量。

但脾气也可能遮住判断。

涟水战斗前，谭震林曾要求第16旅承担阻击任务，不必过多考虑其他变化。江渭清担心敌情转变太快，提出应当预留机动余地，谭震林却不耐烦地说：“叫你们不要操心，就不要操心。”

战局很快发生变化，敌军避开原来的阻击方向，逼近涟水城。第16旅奉命连夜赶赴前线，部队刚刚抵达，谭震林又要求立即反击。江渭清和旅长王必成都认为，部队需要休整，也应等待更有利的时机，但命令没有改变。

仓促反击的结果并不理想。敌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形，第16旅进攻受阻，只能撤出战斗。撤退途中，谭震林怒气冲冲地批评部队，甚至提出要向上级报告，追究第16旅的责任。

更让人难受的是，战后第16旅急需补充兵员和弹药，谭震林却说了一句“穷则越穷，富则越富”。原意或许是强调部队不能总依赖额外补充，但在刚刚经历失利、伤亡和消耗的第16旅听来，这句话无异于否定了他们的处境。

后来，莱芜战役胜利，谭震林到第16旅调配俘虏，提出抽调一万人补充其他部队。王必成没有绕弯子，直接回了一句：“一个也不调。”

现场顿时安静下来。江渭清见气氛僵住，连忙说：“这件事明天再谈，今天先休息。”王必成当然明白军队不能凭意气办事，可那句顶撞，正是第16旅长期积压情绪的一次爆发。

谭震林后来也逐渐意识到，涟水失利不能把责任全推给第16旅。部队执行的是上级命令，仓促反击的决定同样有他的责任。只是以他的性格，承认错误并不容易，真正难的是当众把话说出来。

在那次总结表彰大会上，他没有避开涟水失利，而是直接承认，自己批评第16旅是错误的，应当作自我批评。台下许多战士都记得曾经挨过的训斥，也记得部队被误解时的委屈。

掌声响了起来。

多年后，江渭清谈到这件事，仍记得当时的感受：“听了他的自我批评，心里的气一下子就顺了。”对一名高级指挥员来说，发脾气并不稀奇，难的是在事实面前收回成命，在部下面前承认自己判断有误。谭震林那次登台，真正调动起来的，不是一个旅的兵力，而是部队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