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四年,浙江定海,一位新任知县登上小岛。面对的是海风、台灾、盗患和积弊已久的关卡,而不是一纸文书上的清闲官职。这个人叫缪燧,江阴人,后来在定海前后任职约二十二年,直到病逝也没有离开这片海岛。
定海远离内地,交通不便,台风频繁,海盗活动又十分猖獗。过去一些官员把这里当成仕途上的过渡之地,任期未满便设法调走。百姓见惯了官员来去,对县衙并没有多少信任。
缪燧到任后,没有急着经营自己的升迁。他先查民情,再看堤岸、粮价和差役。定海最要紧的,不是衙门里多写几份公文,而是海水涨上来时,百姓有没有一道能挡住灾祸的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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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把修筑海塘摆在首位。经多方争取,缪燧从巡抚衙门取得专款,又组织民众施工。两年多时间里,定海修成海塘二十三条,总长一万三千多丈。工程不漂亮,却实实在在护住了田地、房屋和渔民的生计。
海塘之外,另一件事也让百姓拍手称快。当地胥吏借着岛屿交通闭塞,在往来要道私设关卡,层层勒索。缪燧查清后下令撤除,往来百姓不再被强收杂税。
有人提醒他:“这些关卡牵涉各方,得罪的人不少。”
缪燧回答:“百姓过路都要交钱,县衙还算什么公门?”
话说得直,办事更直。他不只整顿小吏,对前来定海的权贵也没有一味迎合。普陀山香火兴盛,宁波府、省城乃至京师常有官员往来,他们的接待、供奉和开销,往往转嫁给当地百姓。缪燧对此多有抵制,尽量不让民间承担无谓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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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看起来只是少收几笔钱,背后却是官府办事的尺度。知县若把百姓视为可随意取用的财源,其他政务再勤快,也难称清明。缪燧敢于挡住这些不合理的支出,正因为他没有把升迁和人情放在百姓之前。
他的治县并非只靠严厉。面对海盗,他采取剿抚并用的办法,对罪行严重者依法惩办,对愿意归顺者予以安置,甚至吸收其中一些熟悉海情的人协助缉盗。这个办法有风险,却比一味围捕更符合海岛的实际。几年之后,定海的治安、农业和渔业逐渐稳定。
缪燧的俸禄不算丰厚,日常生活也十分简朴。他拿出部分俸禄扩建学校,兴办药局,请医生为贫民诊治。县衙的账目和地方公益,往往比个人体面更受他重视。这样的官员,在清代基层并不多见。
其实,缪燧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显赫位置上。他出生于顺治七年,即1650年,父亲是秀才。缪燧早年读书用功,却未能通过乡试。康熙十二年,他经江苏学政选为拨贡,进入国子监,学习期满后考试列一等。康熙十六年,他捐得知县资格,次年出任山东沂水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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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水贫困,民风强悍。缪燧在那里招徕流民、鼓励垦荒,整顿地方事务,任满后获“大计卓异”考评。按照惯例,他本可调任大县,甚至升任知州。沂水百姓听说他将离开,集体到上级衙门请求留任。
缪燧最终放弃了更快升迁的机会,在沂水连任四任。这个选择很能说明他的性情:他不是没有机会往上走,而是不愿为了官阶离开已经着手治理的地方。
定海百姓后来为他集资修建生祠,他坚决推辞。事情无法完全阻止后,这笔钱改建为蓉浦书院。对缪燧而言,供人祭拜不如让地方多一处读书之所,这种处理方式颇有他的风格。
遗憾的是,实干未必能立刻传到京城。康熙三十四年至五十四年,缪燧长期守在定海,奏报中的几行文字很难呈现海塘、药局和百姓免除勒索后的变化。直到康熙五十四年下半年,他在全国州县考核中列为一等第一,康熙帝才真正注意到这名偏远海岛上的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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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了解其政绩后,称赞缪燧为“国朝第一知县”,并授宁波海防总捕同知,还令其兼理定海、鄞县、慈溪、镇海四县事务。只可惜这份迟来的认可到来时,缪燧已经年过六旬,长期劳累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康熙帝曾下旨召见,并令浙江巡抚派人护送他入京,请御医诊治。缪燧病重,已无法成行。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他在任上病逝,终年六十七岁。
临终前,他留下的话没有谈家产,也没有请求恩典,只说:“事可对君父,心无累子孙。平生无他,惟不欺二字而已。”
定海百姓闻讯后,为他服丧,后来又将遗骸送归江阴,并在定海修建衣冠冢。一个外来的七品知县,能够让海岛百姓多年不忘,靠的不是官衔,而是那一道道海塘、一项项禁令,以及二十多年没有轻易离开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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