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60年秋，清军在通州八里桥惨败，咸丰皇帝离开北京，京城门户洞开。此时，曾国藩正在安徽祁门一带督办军务，面对的不是一纸命令那么简单，而是一场几乎无法靠“勤王”二字解决的军事危局。
9月21日，僧格林沁部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交战。清军兵力并不算少，蒙古骑兵也曾以勇悍著称，可在火炮、步枪和严密队形面前，传统冲锋很快失去作用。战败之后，英法联军于10月13日进入北京，咸丰则早在8月22日北逃热河。
消息传到曾国藩手中，已经过去了相当时间。那个年代没有电报，军令从北京抵达安徽，往往需要半个月甚至更久。等到曾国藩调集兵马、筹措粮饷，再向北推进，京城战局很可能早已结束。
更关键的是，曾国藩手中的湘军并非一支能够随时远征的中央军。湘军以团练为基础，兵员来自湖南及周边地区，军饷、粮秣、武器都要自行筹措。它的主力当时分布在安徽战场，正在与太平军反复争夺安庆、祁门等地。
所谓“曾国藩拥有12万湘军”，并不符合1860年的实际情况。湘军后来规模确实不断扩大，但能够立即调动、适合北上的精锐，远没有这个数字。即使勉强调兵，也要留下足够力量牵制太平军，否则安徽一旦失守，清廷在东南的整个防线都会动摇。
这正是曾国藩最现实的判断：北京危急，却未必需要湘军去送死；太平军近在眼前，而且目标是推翻清朝统治，战争性质与英法联军完全不同。英法联军主要是以军事压力迫使清廷接受通商、赔款和外交条件，并没有长期占领内地、彻底改换政权的打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法联军的威胁可以轻视。八里桥一战已经证明，湘军即便善于攻坚，也未必能在平原上抵挡装备精良的西方军队。湘军擅长的是依托营垒、壕沟和炮台逐步推进，而不是长途跋涉后与敌军进行正面决战。
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不是不知道“勤王”在政治上的意义，而是知道军队一旦离开熟悉的战场，粮道、指挥和补充都会成为致命问题。派出少量部队，作用有限；派出大军，则可能让安徽战局失控。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清廷内部的指挥关系。北京方面即使下达勤王命令，也未必会把全部指挥权交给曾国藩。八旗、绿营和地方勇营之间长期存在隔阂，像胜保等将领在朝廷中仍有地位。湘军若北上，很可能被置于复杂的权力安排之下，既要承担战场风险，又未必能够自主用兵。
曾国藩最担心的，不只是打不赢，还包括“兵权旁落”。湘军是他多年经营的根本，军官体系、粮饷来源和将士信任，都不能轻易拿去做一场胜算极低的赌博。若部队在北方遭受重创，太平军便会趁虚而入，曾国藩本人也会失去在东南立足的资本。
有意思的是，李鸿章当时也在曾国藩幕中。两人对局势的判断大体相近，并非公开抗命，而是通过奏折说明道路遥远、军务未定、粮饷难继。这样的答复既留下了忠于朝廷的姿态，也避免把湘军立即投入一场无法掌控的战事。
曾国藩并不是简单地说“不去”。他在奏议中往往提出由胡林翼等人统筹，或者建议先解决地方军务，再谈北上。这种写法颇有分寸：话说得足，态度摆得正，实际行动却保留余地。
至于后来所谓“曾国藩与英法联军合作”，也需要分清时间和对象。1860年北京失陷后，曾国藩并没有率湘军同英法联军联合进京。后来清军借助西方武器和人员镇压太平军，最著名的常胜军形成于1862年前后，主要活动在上海及其周边，直接组织者包括李鸿章、华尔以及后来接替的戈登。
曾国藩确实主张购买洋枪洋炮，也接受利用外国军事技术对付太平军，但这属于“借力平乱”，不能等同于向外敌投降，更不能倒推成他在北京危局中与英法联军合谋。
1860年的清廷，已经陷入内外交困。对外，八旗和绿营难敌西方军队；对内，太平军仍控制大片地区。朝廷需要地方勇营，却又始终提防汉族督抚兵权坐大。曾国藩选择留在安徽，不是因为手握12万大军却冷眼旁观，而是在有限兵力、错误指挥和两线危机之间，保住了湘军的核心力量。
这支军队后来继续围攻安庆，并于1861年9月5日攻破城池。曾国藩把最重要的筹码压在东南战场，也正因此没有让湘军在北上的途中消耗殆尽。对当时的他而言，北京的失守已经是清廷必须承担的败局，湘军若再盲目投入，连挽回残局的本钱也可能一并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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