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7年10月，井冈山，毛泽东率领部队进入湘赣边界时，摆在眼前的并不只是军事困局，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队伍靠什么生存，农村群众为什么愿意支持这支军队。
山路难行，粮食更难筹集。红军若只靠缴获和募捐，走不远；若向普通农民摊派，又会重蹈旧军队扰民的覆辙。于是，土地问题很快从口号变成了生死攸关的现实问题。
“打土豪，分田地”中的“土豪”，并不是所有有土地的人，也不是简单按照贫富划线。它主要指在乡村凭借土地、债务、宗族和武装势力压迫农民的地主豪绅。土地革命真正触碰的，是一整套支配关系。
得说清楚，旧中国的地主土地并非全部靠抢夺得来。有些土地来自继承，有些通过买卖积累，也有少数地主确实参与经营，甚至重视水利和农具。问题在于，当土地高度集中后，农民失去的不只是几亩田，还包括议价能力和生存退路。
在许多农村，佃农要交地租，还要承担各种名目的押金、借款和杂费。遇到灾年，收成减少，租额却未必同步下降；一旦欠债，利息又会继续滚动。农民辛苦一年，粮食进了地主粮仓，自己还得靠借粮过冬，这种现象并不罕见。
有意思的是，地主并不一定天天亲自下田，却能凭借地契、账本和地方关系获得稳定收入。乡村中的保甲、团练、族权，有时又与地主利益交织在一起。农民面对的因此不是某一个“坏人”，而是一个很难凭个人力量挣脱的秩序。
正因为如此，红军进入根据地后，往往把清算地方恶霸、废除苛捐杂税和重新分配土地结合起来。农民获得的，不单是一块耕地，还包括减轻债务、摆脱人身依附以及参与乡村事务的机会。
但土地政策也不是一开始就成熟。1928年的《井冈山土地法》曾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后来实践中发现，这种做法容易扩大打击面。1929年的《兴国土地法》作出调整，明确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政策边界逐渐清晰。
这说明，土地革命并非一句口号推到底，而是在战争环境和农村实际中不断修正。哪些属于地主，哪些属于富农，怎样保护中农，怎样处理自耕农土地，都曾引发争论。政策过于宽松，难以动员贫苦农民；政策过于激烈，又可能伤及生产和统一战线。
红军能够在艰苦环境中站稳脚跟，关键就在于它试图把军队与普通农民的利益连接起来。部队纪律中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要求，土地政策则让农民看到，支持红军并非只是在口头上喊几句，而是可能改变一家人的生活处境。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载过陕甘宁边区的见闻。许多参加红军的青年，原本只是贫苦农民或雇农，进入队伍后学习识字、接受训练，逐渐从被动谋生者变成能够讨论政治和组织行动的士兵。变化不在于他们突然拥有了财富，而在于身份和自我判断发生了改变。
当然，土地革命也伴随着复杂甚至尖锐的社会冲突。查田、分田、清算债务和处理地方武装，常常牵涉家族、村落与旧日恩怨。若把一切地主都描绘成同一种人，把所有农民都写成完全一致的受害者，反而会遮蔽历史的真实层次。
更准确的理解是：红军打击的重点，不是“拥有土地”这一事实本身，而是土地集中之后形成的剥削关系与政治支配。一个地主如果只是依法经营土地，和凭借武装、官府与高利贷欺压佃农的恶霸，社会影响显然不同。革命政策也正是在这种区分中逐步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普遍实行减租减息，而不是全面没收土地，这是为了团结更广泛的抗日力量。到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阶级矛盾和战争形势变化，土地改革力度再次加大。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又以法律形式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由“打土豪，分田地”到法律化的土地改革，背后并不是一句劫富济贫能够概括的，而是对旧乡村权力结构、生产关系和政治秩序的整体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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