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1年11月，台北士林官邸内，蒋介石刚准备处理公务，警卫系统突然接到一份异常通报：有人从日本潜入台湾，目标直指蒋介石。消息来得突然，来源却不能忽视。很快，一封来自大陆方面的电报摆到了蒋介石面前。
这份电报并非普通的政治喊话，而是一次罕见的安全警告。电文指出，日本方面的廖文毅已经安排人员，准备在台湾寻找机会行刺。蒋介石看完后没有继续追问真伪，立即下令加强士林官邸警戒，暂停不必要的公开活动。
对蒋介石而言，刺杀并不陌生。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他始终处在严密防护之中，但真正让他感到棘手的，是这次行动背后牵涉的政治关系。廖文毅长期活动于日本，又与部分海外势力保持联系，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新的外交麻烦。
廖文毅出生于1910年，祖籍福建，生于日据时期的台湾。家族重视教育，他早年曾在金陵大学求学，后来赴美国深造，取得工程方面的学位。学成回国后，他曾在浙江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又进入台湾地方政界，担任过台北市工务部门负责人。
有意思的是，廖文毅最初并不是以“台独”人物面目出现的。他曾加入国民党，也希望通过参政施展抱负。1946年台湾举行国民参议员选举时，他两度参选，却都以失败告终。选举过程中的争议，使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迅速加深。
个人仕途受挫只是表面原因，台湾社会在战后出现的矛盾，才是更大的背景。接收初期的行政混乱、经济困难以及官民冲突，使部分本地精英对国民党统治产生抵触。廖文毅抓住这种情绪，逐渐从体制内的失意者，转变成分离主义活动的组织者。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社会气氛更加紧张。廖文毅离开台湾，经香港前往日本，继续发表政治主张。1956年，他在日本宣布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自称“大统领”，后改称“总裁”。这个组织缺乏实际统治基础，却在海外宣传中制造了不小声势。
廖文毅并不满足于发表声明。他身边有人认为，只要蒋介石仍然活着，台湾当局就不会动摇，甚至提出以暗杀制造政治转折。相关计划由郑松焘承担。郑松焘曾在日本接受警察训练，自称为郑成功后裔，熟悉侦查和行动方式，因此被选作执行者。
郑松焘随后前往台湾，并设法联系旧日同学岳安。他曾向岳安索取手枪和子弹，声称只是为了防身。岳安起初没有多想，直到看到蒋介石即将参加公开活动的消息，才把两件事联系起来。经过一番犹豫，他骑车赶到蒋经国住处报告情况。
“有人要刺杀总统，刺客就在白龙宾馆。”岳安的这句话，使蒋经国立即警觉起来。与此同时，大陆方面截获了廖文毅与郑松焘之间的联络电文，相关情报被迅速整理上报，并通过特殊渠道发往台湾。两条来源不同的消息，在关键处相互印证。
蒋经国随即要求警卫部门封锁消息，并派人前往白龙宾馆抓捕。蒋介石得知郑松焘已经逃回日本后，曾主张采取强硬报复手段。蒋经国却提醒，廖文毅与美国方面存在联系，若在日本发生公开案件，可能影响台湾当局争取外部支持的计划。
这场争论没有留下完整的公开记录，后来流传的许多细节，也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可以确认的是，蒋介石因这份电报加强了防护，并避开了可能成为袭击目标的公开行程。至于郑松焘返回日本后的遭遇，则一直被不同叙述反复渲染。
1961年11月29日，郑松焘在东京一处车站附近被列车撞击身亡。日本方面将其作为意外处理，但廖文毅并不相信这是单纯事故。此后，他明显收缩了公开活动，原本高调的“临时政府”也逐步失去声势。没有了执行者，海外政治组织更难维持运转。
蒋介石并没有立即把廖文毅置于死地，而是通过人员传话，表示只要放弃分离主张，可以考虑让他回台湾。1965年3月，廖文毅在东京宣布放弃相关政治活动并解散组织，随后返回台湾。此后，他曾参与水库和台中港筹建等事务，政治身份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1986年5月9日，76岁的廖文毅在台北病逝。那封电报留下的意义，不只在于提醒蒋介石躲过一次危险，也折射出当时两岸之间特殊的情报往来：即使政治立场尖锐对立，在涉及民族分裂和外部势力介入的问题上，仍可能出现极为罕见的共同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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