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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我是最航运丹尼斯,三星又把一家全球头部船公司告到了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FMC)。这一次,是达飞轮船(CMA CGM)。
三星已经向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FMC)正式提出申诉,指控达飞在2020—2022年疫情期间,没有按照约定完成部分集装箱的 Store-Door(到门)运输,却仍然向三星收取大量滞期费、滞箱费等费用。
三星这次开出的索赔金额:1.86亿美元。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三星围绕疫情时期集装箱运输费用问题,向FMC发起的第7起针对船公司的申诉。
1/ 12.1万笔费用,三星要和达飞算一笔总账
三星这次与达飞之间争议的核心,其实并不复杂。按照三星的说法,当时部分货物采用的是 Store-Door运输模式。
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在这种运输安排下,船公司不仅负责海运,还要负责把集装箱从起运地运输至约定目的地,相关内陆运输本来就是承运人责任的一部分。但三星指控称:2020—2022年期间,达飞没有按照约定安排完成部分集装箱的内陆运输。
在这种情况下,三星只能自己寻找卡车资源,把货物从码头运出去。
问题来了。
三星称,在自己寻找卡车处理这些集装箱的同时,达飞却开始针对提箱、还箱延误继续收取费用。最终累计产生了超过:121,000笔相关延误费用。三星认为,其中大量费用本来就是由于达飞未履行Store-Door运输责任造成的,并非三星能够控制。
所以三星现在不仅要求退回已经支付的滞期费、滞箱费,还把自行安排卡车产生的运输成本、收入损失以及法律费用等一并计算在索赔中。
总计1.86亿美元。
2/ 三星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货物被“扣住”
事情还不只是收费争议。三星在申诉中进一步指控:随着相关费用不断累积,达飞开始在港口扣住三星的部分货物,导致货物无法及时放行。
结果就是:货物越放不出来,费用越高;费用越高,货物越难处理。三星甚至在申诉中用了一个非常重的词:“hostage”——货物被当成了“人质”。
三星还指控,达飞存在将原本的Store-Door提单单方面转换成Container Yard(CY)运输安排的情况。而且三星称,一些转换发生时,集装箱已经卸到码头,甚至已经开始产生滞期费。
这也成为双方争议的关键之一:
如果原本约定由船公司负责门到门运输,那么因为船公司没有及时安排内陆运输而产生的码头费用,到底应该由谁承担?
3/ 三星称:这笔账已经谈了两年
这也不是三星突然决定起诉。根据申诉内容,三星称自己从2024年开始尝试与达飞解决相关争议,协商持续整个2025年,并一直延续到2026年。
但三星称,双方始终没有解决争议费用的退款问题。最终,三星在今年8月底正式向FMC提出申诉。截至推送,达飞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所以这里也要特别提醒:目前三星提出的这些内容仍然属于申诉方的指控,1.86亿美元也是三星提出的索赔金额,并不意味着FMC最终会支持全部索赔。
4/ 这已经是三星告的第7家了
真正值得航运圈关注的,是三星这一系列案件背后的规模。从2022年开始,三星就陆续针对疫情期间的滞期费、滞箱费和相关收费问题,向多家船公司发起申诉。而且有些案件已经出现结果。
ZIM:三星此前向ZIM提出索赔,最终获得部分胜诉。FMC行政法官裁定ZIM向三星支付接近40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三星最初索赔金额的三分之一。
SM Line:SM Line也将向三星支付大约200万美元的争议费用。
万海航运(Wan Hai):双方已经就相关收费争议达成和解。
东方海外(OOCL):双方同样已经达成和解。
不过需要注意:万海和OOCL的具体和解金额,目前公开报道并没有披露。而现在,CMA CGM成为三星最新追索的对象,索赔金额高达1.86亿美元。
5/ 疫情结束了,但疫情时期的“滞箱费战争”还没有结束
这件事最值得关注的,其实不是三星最终能不能拿回全部1.86亿美元。而是疫情时期留下来的大量Demurrage & Detention(滞期费和滞箱费)争议,正在进入漫长的法律清算阶段。
2020—2022年全球供应链最混乱的时候,很多港口严重拥堵:码头没有位置、卡车约不到、仓库爆满、铁路延误、空箱无法及时归还……但与此同时,部分集装箱仍然不断产生滞期费和滞箱费。
于是一个核心问题被不断放大:当货主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延误时,船公司还能不能继续收费?
疫情之后,美国对这个问题的监管逻辑已经明显变化。滞期费和滞箱费不能只是一个单纯的“收费工具”,它本质上应该发挥促进货物流转、鼓励及时提箱还箱的作用。如果货主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避免相关费用,那么收费是否合理,就可能成为争议焦点。
这也是为什么疫情已经过去几年,船公司和大型货主之间的旧账,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算完。
6/ 对货代和货主来说,这些案件其实很有现实意义
很多人看到三星索赔1.86亿美元,会觉得这是大型跨国企业和全球船公司之间的官司,和普通货代、货主关系不大。其实恰恰相反。这几年FMC围绕滞期费、滞箱费形成的一系列裁决和规则,正在重新定义美国集装箱运输市场中的收费边界。
尤其要注意几个问题:
谁真正控制延误?
船公司是否提供了履约条件?
货主是否实际上有能力提箱、还箱?
收费是否仍然具有促进货物流转的作用?
以及这次三星与达飞案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如果是Store-Door运输,船公司自己没有完成约定的内陆运输,后续产生的D&D费用究竟应该由谁承担?这些问题,未来都会越来越重要。
7/ 疫情已经过去几年,但航运业的“疫情后遗症”还在继续。
三星已经连续向多家船公司追索疫情时期的集装箱费用。有的判了,有的和解了,现在又轮到了达飞。而且这一次,索赔1.86亿美元,涉及超过12.1万笔延误费用。所以这起案件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最后三星能拿回来多少钱。而是FMC最终如何判断:
当延误并非货主能够控制,甚至可能与船公司自身履约有关时,这些滞期费、滞箱费到底还该不该由货主承担?
这个答案,对未来美国航线的船公司、货代和货主,都可能产生影响。
最航运将继续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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