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离开学术界？这是三位转型者的故事

编辑｜李想俣

对于许多以学术为职业的人来说，读博、留校、评职称、做科研，似乎是一条自然延伸的人生轨迹。但当这条路越走越远，有些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或许并不只是一份学术身份。

离开，并不总意味着放弃。有人走出实验室，进入更直接的产业与创新现场；有人离开高校讲台，将多年积累的知识和教育经验带到新的行业；也有人走向国际舞台，在学术之外重新寻找专业能力的价值。

《离开的勇气：在象牙塔外重新定义自我》收录了18位学术转型者的真实经历。他们离开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人是不再满足于“为科研而科研”，有人在稳定与可能性之间反复权衡，也有人只是想看看象牙塔之外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些故事并不提供一条统一的“转型路径”。相反，它们呈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如何在职业选择、家庭期待、现实压力和内心兴趣之间反复寻找平衡。离开熟悉的轨道之后，他们并没有丢掉此前的积累，而是在新的环境中重新理解知识、能力与自我价值。象牙塔或许不是终点站。对于一些人而言，它更像是一段漫长的准备期，准备回答离开高校的“标准路径”后，想成为怎样的人？

我们从书中选取了三位学术转型者的故事。他们的路径恰好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离开”：原本是工科高校讲师的薛恒潇，深耕自媒体成为百万粉丝的科普博主，把专业知识带向公众；樊增从211大学助理教授离职后，创建留学机构，把教学能力带向行业；黄志瑾放弃了副研究员职位，把学术训练带向国际舞台，“换轨”成为国际仲裁官。这是他们对知识价值实现方式的重新选择。

薛恒潇：在情绪流量时代寻找真价值

薛恒潇，科技产业领域头部IP，全网粉丝400w+。

2023.11至今上海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2018.07—2023.11长安大学，讲师

2013.09—2018.07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学院，工学博士

2011.09—2013.07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学院，工学硕士

2007.09—2011.07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学院，工学学士

01 "除了学习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我老家是黑龙江鹤岗的。当时选择哈尔滨工业大学，是想不要离家太远。现在离当初那个初心已经越来越远，跑到上海了。我在上大学之前连哈尔滨都没去过，最远去过我们鹤岗隔壁的佳木斯。

当时其实也不懂，就是瞎报的，那时候在老家能看到的最赚钱的工作除了采煤采矿的，就是修桥修路的。另外也觉得未来修桥修路有发展，就只能看到这些，所以就选路桥专业了。本科读下来，都没出过学校，就继续读硕士、读博士这么念下去。

前两天我回我的高中母校去资助几个学生，跟当年我的英语老师，现在是副校长，聊了一会儿。我说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像我这种小镇做题家，除了做题以外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人生这条路，其实除了学习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其他的选择。我当时为什么要一直读到博士呢？其实很大的原因是除了学习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应该说只会学习。硕士和博士阶段学的也是工程专业，惯性很强。

作者邱继良(左)与薛恒潇

02 "我希望可以真的创造一些价值"

博士毕业时，我当时就是想去大学当老师，差不多也是延续学术惯性。当时没想这么多，只希望可以按部就班地继续发展下去。

2018年入职长安大学时，当时我就想一个问题，以后人生到底得怎么过啊？看到我们学校那些四五十岁的教授生活，想了想这是不是我以后想过的生活，我觉得有点勉强。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某些领域里的科研就是为科研而科研，为发论文而发论文。比如有老师研究把夏天吃完的小龙虾壳磨成粉，加到沥青里边，改善路面的性能，我就在想这种研究有意义吗？

除了养家糊口或者生活以外，其实我也有自己的人生追求，我希望可以真的创造一些价值。我刚刚当老师的时候印象很深，就是我教的那门课——“行业前沿新科技”，用的教材和十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教材一模一样。我就觉得会缺少价值感。每次开学术会议的时候，我其实非常头疼，后来我也不太愿意听。感觉好像就是为了讲而讲，为了聚一聚，喝顿酒。

学生都是好孩子，他们的学习能力比较强，能考进长安大学，也是比较优秀的学生了。但是我在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心里边也会反复问一个问题，我教的这个东西是希望让他们毕业之后有一技傍身，你说有没有用呢？肯定也是有点用。但是你要说这个东西真的能够满足我心中对大学的那个期许吗？我觉得有点难。所以自己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感觉有点割裂，就开始想着要干点别的活，或者做点兼职。

03 自媒体世界的探索与突破

我进大学当老师不久就开始尝试做自媒体，刚开始的时候不会做，属于瞎折腾。当时做的是抖音，2018年抖音刚刚起步。当时不会做，做了一年才4000多个粉丝。也不知道该讲什么东西。以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时完全就是非常小儿科的做法。当时就讲科普，但是也没有想好该往哪个方向去讲科普，当时的内容生态也没有像今天那么发达，更多的还是变装，拍一些搞笑段子。

2020年初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关注*疫*情，有些东西我正好能讲，比如说修火 神山、雷 神山医院的时候，怎么能快速修这个板房？这是我的专业，我就开始讲这些，很快就上了轨道，大家发现我讲得挺好的，我也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讲了，也知道这个内容该怎么讲了。我记得半年就涨了100多万粉丝，当时还是兼职。

2023年，当时我认为，从大学老师的角度来看，做科普这件事，算不算自己的本职工作呢？其实也算的。我专门查阅过大学老师的社会责任、社会义务，就是有向全社会普及科技前沿知识的义务的。但是我现在这样属于吃力不讨好，学校也不认可，所以我就正式离职了。那时有几百万粉丝了。

当时的自媒体收入水平已经能够支撑去我安心转型。但是出来这件事还是需要挺大决心的。家人肯定不同意，我妈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她是东北人，在我们家那边，觉得一切都不如在体制内有一个铁饭碗。他们就觉得做生意只能赚几天，今天有了，明天就不行了。我妈找了一大堆当年多风光，后来破产的案例，一个一个给我讲，说你看看这不都这样吗？

全职投入自媒体后，主要讲大国重器方向，比如说飞船、LNG船、核反应堆等等。比如会讲核反应堆是怎么建起来的，一边讲一边学，慢慢就会有粉丝，这些粉丝有的后来变成了我的智库。比如有一次我讲到空间站，就有中国科学院一位对口的朋友后台联系我，说你那个地方说错了，然后我说那请教一下怎么回事，逐渐他们就成了我的智库，我平时有不懂的问题就可以直接问他们。认识了很多朋友。

04 与外在的认可相比，向内求更重要

回顾自己的经历，我其实没有那种让我觉得特别高光的时刻，张国荣演的那部《阿飞正传》从头到尾在讲一个故事，就是他觉得自己像一只没有脚的鸟，生下来就要一直飞，我觉得讲的就是我。

像粉丝数突破百万这类标志性节点，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向内求，内求就是好不好自己知道。但是经常会想一想小的时候过得有多苦，鞭策一下自己。

其实读博的时候最为艰难，经济拮据，那时候是真的很难熬。博士是有工资的，但是没多少钱，而且到了第五年的时候就断掉了，只发前四年。到第五年的时候又开始在忙毕业论文，也没有时间帮老师额外做一些项目赚钱。那段时间基本要跟家里要，你要是十几岁的时候跟家里要钱交学费还算好，但20多岁快30岁，再跟家里要钱，就觉得张不开嘴，而且那时候爸妈年龄也大了。

那段时间我妈心脏的心血管堵得很严重，北方这种情况很多。当时我爸妈都退休了，工资只有1000多块。我妈就去工地上当监理，一个月挣1700，她身体又不好，经常在工地上犯病，有一天在干活的时候，突然半边身子不能动了，现在想想应该就是血管里边堵的那个东西冲下来堵住了，后来恢复了，捡了半条命。当时给我的压力很大，要是说最难受的时候应该就是那段时间。

毕业工作后，赚钱了，第一个月赚了一万。那时就觉得真不少。那时就觉得很开心，不至于说为了钱那么不体面。终于不需要跟父母要钱了，而且还能再给他们一点，感觉太好了。现在的话，可以冬天给我爸妈安排到海南，毫无压力了。所以我有很深的感受，就是钱这个事，你说它重不重要呢？我觉得要看什么阶段。到了吃不上饭的时候，真的很重要。北方有句话叫“穷生奸计，富长良心”，钱确实会让人从容很多。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肯定不会读博士了，我觉得问100个创业的人，可能99个都会选择不读博士了。关键是培养的能力模型不一样。读博培养的是科研方面的能力，就是专精的能力，但是其实出来创业需要的能力是比较综合的。如果重来，可能本科毕业就探索其他方向。当然这都是假设而已，时间是无法倒回去的。

05 世界的规则是靠勇敢的人走出来的

我觉得自己的发展运气成分占比很大。让我给年轻人建议，我说实话，我特别不愿意给年轻人提建议。不光是爹味，我觉得这个话说完之后如果有年轻人听了，我反倒会觉得负担很大。就像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走了很多弯路，其实都是听了长辈的建议。

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我确实觉得不用太听自己爹妈的话，因为说实话他们的水平也不见得高到哪里去。就像我爸妈小的时候教我们要听领导话，学会敬酒、迎来送往，这些东西说实话用处不大，但是它消耗了你很多精力。像我当时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爸妈还专门留了20万要给我找工作，说是托关系用的。我当时都30岁了，博士毕业还要托关系给我找工作呢。其实都是错的。像我小的时候，我有些亲戚特别喜欢给别人提建议，我们家那一拨孩子走的一些弯路，都是他给的建议害的。我觉得要多遵循自己的想法，多试一试。过来人的建议其实也过期了，像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过去的想法经验怎么能一直有用呢？

最近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会有一些比较底层的规则。我在创业过程当中，想尽量去了解这个底层的规则应该是什么样，但是最近这个想法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并没有什么规则，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勇敢的人先走出了一条路，后边的人跟着走，走得越来越多了，最后他就成了社会的规则。所以这两年我的内心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就是我自己在不断地去突破自己的一些边界，我觉得我不再需要去看这个世界应该什么样，而是我想做成什么样？我想把这个世界改造成什么样？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以聚集多少跟我一样的人来做这个事？走的人越来越多的话，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条小路。

樊增：把选择权握在自己手里

樊增，上海某留学机构创始人（2020.07至今）

2013.06—2019.06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助理教授

2008.09—2013.06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金融专业，博士

2006.09—2008.01美国凯斯西储大学运筹学专业，硕士

2000.09—2004.06北京理工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学士

01 求学路：从天津到北京到美国

我出生在天津，父母都是非常传统的人，认为“稳定”就是最好的选择。我的很多同学大学都选择留在天津，因为天津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城市。但是我一直觉得，如果只待在自己熟悉的小圈子里，可能永远无法获得更深刻的人生体验，也很难有大的进步。

我那时候就想离开天津，最后选择去了北京理工大学。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的选择也许有些“叛逆”，但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对自我成长与突破的渴望——我想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大。

作者邱继良(左)与樊增

选择应用数学其实非常朴素和简单。主要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我最想报的专业“工业设计”在天津只录取一个人，有一位艺术类考生，因为种种加分政策的优势，被成功录取，我不得已选择了数学。原因之一是在我那时的理解里，大家都说“数学好”，可以进入很多行业，尤其是理工类的专业。因此，数学成了我的一个保险选项。最初的动机并不是那么高远，只是希望能在未来的职业道路上，通过数学这条看似最稳妥的道路助力未来的职业选择。现在想想，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走出舒适圈”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那时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理性规划，而更多的是冲动和直觉。所以在毕业前，在家人和朋友都希望我在北京找一份“安稳的工作”的时候，我决定去美国读书。

然而，这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最早也想过去英国或者加拿大，最后发现GMAT重逻辑理解、轻死记硬背，比较适合我，再加上本科有数学基础，又想读商科，最后决定申请美国的学校，于是申请了一所全球排名前50的学校，最后也如愿被录取。

硕士选择运筹学，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且实际的决定。在商学院里学习运筹学能够帮我连接很多领域。我能接触到更加贴近现实的知识，尤其是金融、宏观经济学等我非常感兴趣的领域，它让我能够真正理解从抽象的理论到实际应用的转变。在商学院，运筹学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其模型还被用来帮助决策、优化资源配置、降低风险。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数学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也是我决定留在商学院深造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适应是留学过程中很大的挑战。刚开始，常常感到孤独与陌生，几乎没有太多的社交活动，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让我和周围的同学难以真正建立联系。那段时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待在宿舍里，感到非常寂寞。即使是参加课堂讨论，我也常常觉得自己和别人存在隔阂。

孤独的情绪一度让我产生了很多负面想法，甚至有过想要回国的冲动。没有朋友、没有熟悉的环境，再加上克利夫兰寒冷且漫长的冬天，让我感到非常不适应。但是，这种跳出舒适圈的所谓“不适感”，其实是一条必经之路，我渐渐意识到，孤独可以帮助我更加清晰地直面内心。我开始尝试与更多的人接触，主动去与同学和教授沟通，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

父母对我影响非常深。我的父亲像是一座山，给我带来很多安全感和支持。当我面临选择时，父亲总是默默地支持我，我无论做什么决定，他都会在背后给我打气。母亲更多给予我精神上的动力。每当我在困境中迷茫的时候，都能从母亲那里得到那种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尤其是在读博前，我曾有过很大的犹豫：我是否应该继续读博？还是应该去工作？母亲给我写了一封信，有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在美国读书，虽然有奖学金，但是也需要父母提供精神支持与物质支持。所以父母就是我的靠山和我的底气。

当时选择继续读博士，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我想要有一个教师身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能够教授我所热爱的领域，这也是我选择继续深造的一个重要动机。其次，从现实考量来看，商学院博士的就业和薪酬水平是相对不错的。

对我来说，博士资格考试是博士生涯中最大的挑战。我们系的资格考试一直非常严格，上一届三进一，再上一届四进零，这意味着通过资格考试的人非常少。如果资格考试没有通过，只能拿到硕士学位，无法进行博士阶段的深造。我记得当时自己也是带着很大的压力去面对这个考验，每天的复习和备考都让我身心俱疲，那种焦虑感真的很强烈。最终，我顺利通过了资格考。

02 职业发展：以讲台为桥，连接知识与未来

进入上海财经大学有一点机缘巧合。那年我参加了一场海外学术会议，这种会议通常会吸引国内的高校来美国招聘教师。因此既是国际学术会议，又是国内高校的专场招聘会，上财的招聘宣讲让我有了很大的兴趣，既有国际化视野，又不缺乏温暖的人情味。尤其当时上财会计学院的一位领导和我聊天，说我研究的领域与会计专业比较接近，于是，在那场宣讲会之后，我把简历投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的会计学院，经过面试后就顺利拿到了offer。

首份教职对我来说，是圆梦。其实从小我就感觉到一位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而且我的父母，心心念念希望我博士毕业当老师。走上讲台的那一刻，真的是心潮澎湃，尤其是能够教授“公司金融”“财务管理”“税务筹划”这些课程。刚开始的时候很兴奋，觉得自己终于能把那些看似枯燥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看到他们逐渐明白复杂的概念，这种成就感是任何奖项都无法替代的。

在上财工作了六年后，最后离开的决定并非一蹴而就，有以下几个原因。我一直非常热爱教学，在上财还拿了一个青教赛的三等奖。但有一个现实问题，是科研的压力。虽然教学给我带来了即时的成就感，但科研的压力和长周期的积累让我逐渐感到不满足。作为一名教师，教学的任务和科研的压力往往是同时的。科研的周期长、反馈慢，很多时候我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撰写论文、参与研究项目，但成果往往在很长时间后才会显现，这种不确定性让我感到焦虑。每当我看到学生们因为我的课程得到提升或者完成项目后获得了满足感，我才能真正感受到工作带给我的价值。

于是我就开始反思科研和教学的区别。科研带来的困扰和压力，与我对教学的热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开始感到，虽然科研很重要，但它并不是能够为自己未来职业发展提供最大的满足感的部分，而教学则是更加符合我的兴趣和长期追求的工作。

第二个原因是现实压力对职业选择的影响，特别是经济压力。在上海，虽然像我这样的海归金融学博士收入不算低，但如果综合房贷压力，这个收入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房贷和日常生活开销，给我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而且作为教师，收入增长的空间并不像其他行业那么快，这种压力让我在某些时刻反思自己是否需要转型，是否该追求更高的职业成就。尤其是我的博士同学，他们一部分留在了美国华尔街的投行、基金公司，我也会思考，是不是可以和他们一样，选择另外一个职业赛道。但我也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挣扎：想当老师，也渴望有更多的正向反馈，希望自己的劳动能够转化为成就感。这种拉扯常常让我在“初心”与“现实”之间挣扎。虽然教学给我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但科研的压力与生活的重担常常让我在选择时感到犹豫。

离开全职教学，我并没有后悔。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有过纠结：是继续留在这条相对安稳的职业道路上，还是去尝试其他的挑战？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去试试留学咨询行业。这并不是说我对教学失去了兴趣，而是我希望能在教学之外，找到一种新的成就感。这份成就感不仅仅来自课堂内的讲授，更来自帮助更多学生实现他们的梦想，尤其是通过我自己的经历和所学，帮助他们跨越学术和职业的障碍。

而且，我也意识到，离开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教学。虽然我不再全职在课堂上讲授课程，但留学咨询工作也让我继续参与到学生的成长过程中。每当我看到他们通过我的指导进入心仪的学校，或者在面临职业困惑时获得更清晰的方向时，我觉得自己仍然在用教育能力影响学生，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和渠道。

03 教育与创业：把“讲清楚”变成可复制的成功

从大学教师到留学机构创始人的转折点很偶然，是从一个学生的求助开始的。一位本科学生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他看看出国申请的推荐信，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从背景梳理、选校分层到文书框架的逐轮修改，我一直陪伴他，直到他成功申请到香港大学会计专业的直博项目。本科直博商科的难度并不小，这次成功像一个提示音——如果我将专业能力、教学方法和实际经验运用到留学咨询行业，会更加贴近学生的需求。

我意识到，作为一名教师，我的价值不仅仅局限在课堂上，而是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规划他们的未来，给予他们更多实践中的指导。通过这种方式，我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更是在助力学生实现他们的梦想。后来这位学生又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他的同学又介绍给了同学的同学。

我把自己“教书”的方法论搬到了留学咨询中。在教学中，我常常强调“基线评估”，通过一个系统化的方法去了解学生的现状，而不仅仅看他们的成绩单。我把这套方法运用到留学咨询时，首先做基线评估，结合学生所上的课程的难度和分数分布，因为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同样的排名和成绩含金量差别很大，这一点很多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而且我根据学生的背景和申请目标，把学校做分层，这不仅仅是为了选择学校，更多的是帮助学生树立合理的期望。

家人一开始并不完全理解我的辞职与转型。毕竟，从稳定的教职到创业，对于很多人来说，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我的父母，他们一开始觉得“稳定不香吗”，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但我用了成本清单和现金流测算，告诉他们留学咨询行业的固定成本低，可以小步快跑，并不会一开始就投入太多的资金。

04 把选择权握在手里

对于“硕士”还是“博士”的选择，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对于硕士学位，我个人认为，如果家庭条件允许，还是倾向建议读。现在很多行业，尤其是金融、咨询等，学历门槛与薪资水平密切相关。

至于博士学位，这个问题就复杂很多，我会非常慎重。首先，你要问自己：是否真的喜欢科研？科研不仅是长周期的沉淀，更是一个不确定性极高的过程，很多时候，你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成果，这对那些急于看到成效的人来说是个挑战。其次，博士的学业要求也非常高，特别是在“非升即走”的环境中，很多博士生会在毕业后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所以，选择博士，必须问清楚自己是否能接受这样的代价与挑战。

我认为教育的意义并不完全是给学生传递知识，而是培养他们快速学习与迁移的能力。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往往不是掌握某项简单的技能，而是迅速学会并运用新知识。高校教职看重毕业院校的背景，行业求职看重的是你的履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某种程度上，大家看重的不是你学到了多少知识，而是你学得有多快。

这话听起来有点不浪漫，但非常现实。学习的速度和迁移能力其实是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现在的社会变化很快，尤其是技术日新月异，拥有快速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才是最有价值的能力。不在学校学会这些技能，未来的职业生涯就会更难走。

黄志瑾：一位国际仲裁官的‘换轨’人生

黄志瑾，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争议解决业务（北亚）主任、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国际商会“一带一路”委员会秘书（2021.07至今）

2007.09—2013.06华东政法大学，博士

2007.07—2021.06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实习研究员、副研究员

2005.09—2007.06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

2001.09—2005.06武汉大学法学院，学士

01 珞珈山下的启蒙：自由、理想与平等的底色

当年选择去武汉大学求学，主要有三方面因素。首先，我在高中时期就萌生了学习法学的想法；其次，是受到高中班主任张勤老师的影响，他对我说如果你有兴趣去外地读大学的话，我建议你读武汉大学，那是珞珈山下的王牌军；最后，填志愿前夕我参加了在上海万体馆举办的高校招生咨询会，跟武大的招生老师交流了一下，他的那份自信和风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最后也是很幸运，在当年上海招生名额有限、法学院只招两人的情况下被武大成功录取。

黄志瑾

二十几年前我们读高中的时候，港片和刑侦片很火。刚好法学也是热门专业，当然也和个人兴趣有关，像我高考时三选一选的就是政治，本身就对国际政治这种制度性的东西感兴趣，所以就比较早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学业方面，我读大学的第一感觉，就是要褪去高中之前所学的所有知识，进入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大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环境。武大很早就开始进行通识教育。当时全校开放了170多门除本学院内容之外的公选课，配备了全校顶尖的老师。比如我选修了一门《黄帝内经》课程，老师会跟你讲很多人类学方面的知识，那真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再比如，我在大一时选修了一门管理学课程，每周五晚上上课，中午下了课吃完午饭就得去占座，上课的老师是管理学院的院长谭立文，一个院长能够给大一新生开这样的课，我觉得武汉大学这点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后来建议很多人去读综合类大学，也是出于武大的经历给我的美好回忆。塑造了整个三观，那个年纪正是塑造三观的重要时期。

武汉大学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高校，给年轻人提供了探索世界的非常大的自由度和空间。在那个环境下人会变得更理想主义一些。所以我觉得武汉大学为我的生命奠定了三重底色——自由、理想和平等。

02 学术道路的延伸：选择王牌专业与在职读博

选择国际法，是因为武汉大学的国际法是全国最好的。当时就想，既然留在母校读，肯定就读这个学校最好的。想法很简单，也没太多考虑实用性。当然当时也考虑过，比如说读个经济法、民法、刑法可能更好就业，但是觉得在这所学校读一个非王牌专业，好像有点吃亏，就那种感觉。

硕士毕业前，当时我是在找工作的同时考的博士。我工作的地方，现在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当时还叫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那时候硕士毕业一般是找不到高校教职的，所以我投的是这所学校一个与商务实验室类似的岗位。尽管家里人希望我早点工作，但是我主要的重心还是放在考博士这件事情上。

有一天我收到了上外贸老师的电话，他说我跟你确认一下，你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对吧？我说对的。然后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学校的学术期刊工作？去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岗位没有公开招聘。当时领导跟人事处说他只收两个学校的简历，一个是武汉大学学国际法的，一个就是北京大学的。这个学术期刊现在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其前身叫《WTO动态与研究》，它需要一个国际法的硕士，就正好匹配到了我。我想，这个工作不脱离学术性，那是最好的安排，我就想要接受这个工作。

接着我又收到了华东政法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我马上联系了我的博士导师刘晓红教授，征求她的意见，如果她不同意我就不去工作，全职读博士。我的导师不仅专业好，人也非常好，古话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我很幸运遇到了她这样的人生导师。她说有工作为什么不去呢？你去吧。

在职读博意味着需要同时平衡工作与学业，正好华东政法大学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离得非常近，我有课就骑个自行车，半个小时就能从古北路骑到万航渡路。当时的课程也经常安排在晚上，反正多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两件事就同时进行了。

03 视野的飞跃：富布赖特学者的“换轨”之年

博士阶段持续了5年多。中间我出国了一年，也到台湾地区做过访问学者。出国是作为中美富布赖特学者，当时是教育部在全国遴选的，每年差不多有20人。

我感觉到到密西根大学待的一年，是改变人生的一年吧。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离现在差不多15年。15年前的美国我觉得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安娜堡那个地方比较小，我是跟一个清华大学同一年去留学的同学宋威合住的，租了一个美国房东的房子，大家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了一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对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从一个心智上没有成年的人到一个心智上成年的人，而且是在异国他乡，在自我认知方面，我也变得更加包容了。

在国内的时候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都是通过一两个窗口。比方说在本科的时候我做过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的外教的助教，有一年时间，当时她是我看世界的窗口。因为她想学中文，我想学英文，所以我们当时就每天交流。在去美国之前，我对于外国的了解是点状的、零散的。

在美国的最后两个月，我的感觉是醒来后不会觉得陌生，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那段经历起码让我觉得更容易和不同背景的人去交流，也就是换位思考的能力变强了。在我们租的房子里，有很多朋友每周末来玩，房东也很欢迎我们的朋友过来，她的朋友周末也会来聚会。那个房子每到周末就特别热闹，有非常多元的文化交流。

04 从理论到实践：博士论文与高校科研生涯

我的博士导师是国际私法领域的大专家，她最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国际仲裁，但我当时没有跟随她的脚步，而是更多受我工作单位的影响，我工作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是主攻WTO这个领域的。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的新生军训最后的结营仪式上提到了中国入世之后的愿景与展望，对我们这代人还是有非常大的触动。入世这个事情对我们这代人来讲，就是中国改头换面的另外一个起点。所以我还是做了跟WTO有关的研究方向。

最后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国有企业及国有投资者在境外投资当中的一些问题”。选择这个话题，其实也是在美国受到的启发。美国提倡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而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被认为受到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和扶持，被认为存在“不公平竞争”，美国因此提出了“竞争中立”的说法，在美国法学院，很多老师都在探讨这个话题。后来我越研究越觉得产业政策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换句话说，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存在对错之分，只能说有时或部分跟自由主义经济的运行手法不一样。

所以我当时就想做这样的研究。法学需要跟实务紧密结合才会充分体现学科价值。中国当时很多国有企业要“走出去”，这个过程从2008年开始，到2010年、2013年左右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但是正好遭遇美国“竞争中立”理念的抨击，面临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挑战。考虑到学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我就选了这个话题，这其实是一个相对宏观的话题，除了法学本身的研究外，还需要结合经济学的原理。

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就考虑过转型。当时上外贸毕竟是一所市属高校，而且我所在的岗位虽然叫作学报编辑，但是我的职称走的是研究员序列，我们学报隶属的单位是国际经贸研究所，有一批做科研的老师在里面工作，我自己还是要求走研究员的这个岗，所以评职称也是按照研究员在评，当时我已经基本上满足了评副高的条件，所以计划评完副高后再离职。之后我也作为硕士生导师参与了教学工作。

就我个人的兴趣来谈，相比于教书，我更喜欢做科研，会有一定的学术成就感。我当时大概发表了40多篇文章，如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中国法学会的部级基金，这三项主要的基金我都拿到了。

写文章我一般一次就能投中。因为法学这个领域的研究，整个实务业务发展得特别快，需要看待前沿问题，要有对整个行业、社会发展大趋势有较为敏锐的直觉。我觉得我所有的这些工作都受益于我的这个优点吧，这个敏锐的视角是怎么养成的呢？其实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我做学报的编辑，会有很多机会看大量的文章

05 转身国际舞台：拥抱ICC的新赛道与新挑战

选择离开高校并加入ICC，我是这样想的：高校这条赛道，很多人都在走，“卷”法都是一样的，或者说有固定格式，跟着“卷”就好了。但是ICC作为新赛道，没有人走过或者很少有人走过。

2021年，我师兄范铭超告诉我ICC开放岗位招聘的消息，没想到很顺利拿到了这个职位。因为我的个人性格特质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一旦准备就要准备得非常充分，2021年7月1日正式入职。因为是去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学校还是比较开明和支持的，也感谢当时领导的支持。

刚开始的一年半压力非常大。虽然在美国生活过，但没有将英语作为主要工作语言的经验，当时还是有紧张情绪的。尤其我的这个工作级别还蛮高，负责亚洲区域，要直接向总部的秘书长汇报。比如当时每两个礼拜就要跟他汇报一次。整个的工作环境、通信工具等都跟以前在学校不一样，所以刚开始还是挺紧张的。

刚开始感觉大量的事务一下涌来。像我以前不用日历提醒，脑子就能记住，来了ICC之后就不行了，每天至少有7～8个会议，每个人各有所需地来找你，刚开始是慌乱了一阵子。我除了中国国内事务之外，还要管理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企业争议事务，和当地的人员建立信任也需要一定时间。

以前老师的圈子更多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但是在ICC的工作会让我接触到各色各样的人，就会觉得以前的生活还是比较单一的。

06 高光时刻、低谷感悟与角色转变

回顾成长历程，我觉得高光时刻还是当我在武大做完法律援助，写出梳理中国土地制度的文章，并在国际会议上发言的时刻。作为一个大四学生，可以在那样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讲，我认为那个时候我最有成就感了。

职业生涯中最低谷的时候其实是在来到ICC之前的那段时间。在高校里待的时间太久了，感觉生活一眼看到头了，觉得未来我退休也是这个样子，就有点不甘心。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再去体会，感受是不一样的。关于法律，我后来回想起来，觉得人不是一开始就创造出法律文本，而是理解了世界的发展规律后，把规律总结出来，用法律的方式来制定规则，约束底线。

在职业发展和人生关键选择上，家人最重要的。他们很支持我，对我的每一步选择都很支持。

高校整体来讲，身体自由的时间比较多，但是心灵自由的时间比较少，总处在写论文和完成课题的状态之中。而到了ICC，身体上的自由比较少，但心灵的自由我觉得更多一些。例如我上两个礼拜在休假，法国总部的理念就是休假期间完全不能打扰你的个人生活。

他们的工作方式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所以也是个很有趣的过程。

因为我入职是7月份，处于欧洲暑期休假的状态，总部并没有太多压力。但我就很紧张，觉得怎么没有人来联系我。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可能还是选法学这条道路，我是很满意的。

从珞珈山到ICC，虽然中间有探索，但整体上的方向性和连续性还是“没耽误”的，而且学校的学习生活给了我很大的空间与提升，尤其是思想上，我觉得读博士还是能培养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

07 认识、理解并塑造世界

对于年轻人，我最想分享的建议是认识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最后用自己的想象塑造这个世界。

以上内容均来自于《离开的勇气》一书，经过编辑、删节，但未改变文本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