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4年初，南京一户普通住宅里，王平很少出门。此时，丁盛刚从广州军区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摆在他面前的，不只是熟悉部队、处理军务，还有一位多年未能正常工作的老战友。
王平是开国上将，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曾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委员。1967年以后，他受到冲击，被扣上多项罪名，生活和工作都被严格限制。军装还在，职务却已离开；熟悉的机关大院，也变得格外陌生。
1972年，王平的老伴写信申诉，事情才出现一点转机。军区保卫部门通知他收拾东西回家，等待组织结论，同时规定只能在南京市内活动。若要离开南京，必须请假；外出需要用车，还得向军区管理局打电话申请。
这类限制，意味着什么？不是简单的休息，而是与原有工作关系基本隔断。王平在家中度过了一年，不能参加正常活动，也很难接触文件。有人想去看望他，往往还要掂量再三，生怕被牵连。
有意思的是，王平并非没有老同事。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曾悄悄送来一些狗肉，动作十分谨慎。东西不贵重，却说明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已经被无形的压力切割得很细。
1973年，王平去了北京，希望组织能够了解情况，给他安排工作。他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上级对他的处境并非毫不知情，但恢复职务需要程序，也需要等待时机。事情没有立即解决，他只得返回南京。
转机出现在军队高级干部调整之后。1973年12月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后来凭借战功和长期军队实践走上大军区领导岗位。
两人的关系，并不是到南京后才建立。抗美援朝时期，丁盛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4军军长，王平任第20兵团政治委员，第54军在作战指挥上归第20兵团领导。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兵团政委，彼此在战场上有过直接的工作联系。
因此，丁盛到任后没有把王平当成一个需要回避的人。据相关回忆，他曾到王平家中看望，请他到家里吃饭、看电视，也安排他到军区机关看电影。中央传达文件时，丁盛还让王平参加。
这些安排看似平常，实际分量很重。王平一旦能够在公开场合出现，其他干部去他家，也就不必再偷偷摸摸。过去那种人人避让的气氛，被一道道具体行动慢慢冲开。
一次见面时，丁盛对王平表达过类似的判断：“你没有什么问题，恢复工作只是时间问题。”这句话未必能立刻改变组织结论，却给了王平一个明确信号：至少在新任军区领导看来，他不该被长期排除在军队工作之外。
1975年1月，总政治部通知王平赴北京，并安排他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回到南京等待新的安排。三个月后，王平被任命为炮兵政治委员，中断近八年的军队工作终于恢复。
这一任职并非普通调动。炮兵是军队重要技术兵种，政治委员又承担部队思想建设和组织工作。对王平而言，这既是职务恢复，也意味着组织上重新认可了他的政治与工作能力。
1977年，王平出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重新进入军队高级领导层。丁盛的处境却发生变化，随后因涉及有关案件受到审查，并被免去领导职务。昔日的上下级，一人在中央军队机关任职，一人离开领导岗位，命运出现明显落差。
1990年，丁盛进京申诉自己的问题，王平曾为他提供帮助。有人说，这是王平对当年关照的回报；但从两人的经历看，更像是共同经历过战争和政治风浪后，仍保留着一份旧日信任。申诉结果并未因此改变，丁盛对此仍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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