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3年3月，上海宁海西路，张学良来到杜月笙家中做客。刚刚辞去职务的他，表面仍是名震一方的少帅，身体却已经被毒品拖垮。席间，他捋起衣袖，露出布满针眼的手臂，杜月笙看了一眼，马上意识到：这场戒毒，恐怕没有表面上那么顺利。
张学良与鸦片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深不可拔。北洋时期，烟土既是军阀筹措军费的手段，也混进了权贵家庭的日常生活。张作霖控制东北期间，鸦片在军政圈子里并不陌生，张学良自幼耳闻目染，年轻时也曾把吸食鸦片当成一种身份和派头。
那时的张学良并没有立刻沦为重度烟客。他进入东北军后，曾试图整顿军纪，甚至禁止部下吸食鸦片。可惜，军队改革并不是纸面上的命令，个人也经不起长期压力的消磨。
1925年，郭松龄起兵反奉，率部进攻奉天。郭松龄既是张学良在东北陆军讲武堂时期的老师，也曾是他信任的朋友。如今两人兵戎相见，张学良所承受的心理冲击，不是普通战事能够相比的。
战局紧张时，杨宇霆曾劝他放松，并送来烟具和鸦片。张学良此前已经戒过一段时间，可在败退、守城和亲友反目的重压下，他重新拿起烟枪。真正危险的地方正在这里：最初或许只是借烟解乏，后来却变成了靠烟才能入睡。
郭松龄失败后，局势暂时平静，烟瘾却留了下来。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受重伤，随后去世，张学良接掌东北军。权力突然落到一个长期依赖毒品的人手中，军务压力与身体困境互相纠缠，戒烟也变得更加困难。
他不是没有试过。张学良曾让人砸毁烟枪，烧掉家中存烟，还在军中重申禁烟令。可命令容易发布，戒断反应却不会因为身份而减轻。烟瘾发作时，焦躁、失眠、四肢不适接踵而来，意志稍有松动，便会重新吸食。
有一次，他甚至跑到下属家中寻找鸦片。屋里的人不敢怠慢，也不敢公开违抗禁令，场面十分尴尬。张学良清楚，自己颁布的军令已经被自己的行为削弱了分量。更难堪的是，他后来接受的“戒毒药物”，据相关回忆和记述，实际可能含有吗啡成分，结果从鸦片依赖转成了更严重的药物依赖。
这段经历也解释了他为何屡戒屡败。鸦片成瘾并非单靠一句“下定决心”就能解决，身边的医生、亲信、妻妾乃至生活环境，都可能成为复吸的诱因。张学良身处权力中心，获取毒品比普通人容易得多，戒毒时反而缺少真正有效的约束。
1933年，热河战事失利，张学良下野并前往上海。杜月笙设宴相邀，除了交际上的考虑，也有意帮助这位失意的少帅。杜月笙本人早年也吸食过鸦片，后来在医生帮助下戒掉，因此对张学良的状况并不陌生。
张学良苦笑着说：“我戒过几回，都没有成功。”杜月笙没有空泛劝慰，只回答：“真要戒，就得把身边能动手脚的人和东西一并隔开。”这句话听着平常，实际点中了关键。
杜月笙随后介绍了一位外国医生。按照流传较广的说法，医生为张学良制定了严格方案：治疗期间，私人医生离开住所，卫队不得擅自听命于张学良，家人也要配合戒断。张学良被固定在床上接受治疗，过程十分痛苦。至于具体药物和治疗细节，不同回忆材料存在出入，不能把所有传闻都当成完整病案。
有意思的是，治疗第一天，张学良竟然异常安静，既没有剧烈痛苦，也没有大声叫喊。医生觉得不对劲，杜月笙却没有急着揭穿，只说：“少帅这张床，恐怕不太合适，还是换一张吧。”
张学良听出了话外之音。检查之后，果然在床板夹层、被褥和枕头附近发现了毒品。有人把这些东西藏在身边，张学良即便被绑在床上，也能设法继续维持药物摄入。第一天没有发作，并不是治疗见效，而是毒品还在发挥作用。
换床之后，戒断才真正开始。张学良经历了失眠、呕吐、腹泻和剧烈不适，身体一度难以支撑。杜月笙安排人员严密看守，家属也被要求共同接受治疗，避免一个人戒断、其他人继续吸食的情况发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静养，张学良逐渐摆脱了对鸦片及吗啡类药物的依赖。此后，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把戒毒视为自己少数真正做对的决定之一。只是戒掉毒瘾时，东北全境已经沦陷，那个曾经需要他统领的东北军，也早已撤入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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