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九五五年授衔时，宁都起义走出的红五军团老兵里，最高军衔是上将李达。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那个夜里，他只是第二十六路军中的一个连长。
这个落差，放在红军几大主力军团里，格外扎眼。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后来走出了林彪、彭德怀等大批名将。红五军团也曾是中央红军主力，可它最早那批核心领导，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没有一个等到一九五五年授衔。
人没等到。
队伍的来路，也和别的红军不一样。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江西宁都。第二十六路军驻在这里，表面上仍归国民党方面指挥，实际军心早已变了。
这支部队原出西北军，经过中原大战后的收编、调防、削饷，又被派到中央苏区前线。许多官兵心里清楚，继续打下去，不是出路。
参谋长赵博生，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还有团长黄中岳，最后把路选定了。
十二月十四日夜，宁都城内枪声骤起。起义官兵控制要点，逮捕反对起义的军官。第二天，部队开向苏区，成建制加入红军。
一万七千多人。
两万余件武器。
这不是一支零散投奔的队伍，而是一支整建制转向革命的正规部队。中革军委授予他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番号：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
那时，李达还站在更低的位置上。
他是连长。
红五军团刚改编时，问题并不少。旧军队的习气还在，士兵也不是人人都明白为什么起义。军官服从命令，战士却要重新认路。
毛泽东、朱德等人没有把这支队伍当“外人”。部队按古田会议精神整编，建立党的组织，加强政治工作，安排军政训练。
枪还在手里，人却要换一种打法。
董振堂后来在《宁暴经过》中写过自己的转变：他认清了国民党方面的压迫，也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为劳苦群众谋解放。
这话不是口号。
红五军团很快就被推到硬仗里。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第四次反“围剿”中的黄陂、东陂，红五军团都参加了。
可这支部队真正被记住，是长征路上的后卫。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队伍向西走，红五军团常常走在最后。
最后，意味着最危险。
前面的队伍过了河，后面的追兵就压上来；主力要转移，后卫就要留下挡住火力。红五军团因此有了一个称号——“铁流后卫”。
湘江边，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留在后面。
师长陈树湘带着部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过江。枪声从广西全州、灌阳一带响到道县，红三十四师被隔在湘江东岸，几次突围失利。
六千多人，最后大部牺牲。
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押送途中，他把手伸进伤口，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断肠明志。
这只是红五军团悲壮命运的一角。
一九三三年一月，赵博生在黄狮渡战斗中牺牲，年仅三十六岁。他是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起义后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
季振同和黄中岳的结局更沉重。二人曾在宁都起义中起关键作用，后来因错案被错杀。多年后，他们的功绩得到公正评价。
一个战死沙场。
两个死于错案。
还剩董振堂。
一九三七年一月，甘肃高台县城。西路军红五军在这里陷入重围，董振堂任军长。
敌众我寡，城内弹药、给养越来越少。董振堂带部队苦战多日。城墙、街巷、院落，一处一处争夺。
一月二十日，战斗到最后，董振堂壮烈牺牲。
高台没有守住。
红五军也损失惨重。
这支从宁都起义走来的队伍，曾经被寄予厚望，曾经在长征路上一次次顶住追兵，曾经用后卫的身体挡住中央红军的生死线。可等到新中国成立，等到一九五五年授衔，最早站在台前的那些人，已经一个都不在了。
李达活了下来。
他从红五军团连长起步，后来做过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援西军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又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志愿军参谋长、副总参谋长等职。
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红五军团最初的统帅们，没有一个佩上将星。最后站到授衔队列前列的，是当年队伍里的一个连长。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城里的那支队伍开进苏区时，很多人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能代表这支军团走到授衔台前的，竟是李达。
他把军装穿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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