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头都想占，结果哪头都没占住！宋哲元：我这一辈子，毁就毁在犹豫不决上

1937年7月7日深夜，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北平西南的夜空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并不在北平城内。他早在两个月前就以“省亲扫墓”为名回了山东乐陵老家，把华北军政事务一股脑甩给了副军长秦德纯和北平市长张自忠。

一个手握冀察两省平津两市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在日军频繁演习、中日军队剑拔弩张的当口离开防区，这本身就透着蹊跷。更蹊跷的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乐陵，宋哲元的反应不是立即返回前线，而是给秦德纯发了一封电报，要求“镇定处之，相机应付”，自己则继续留在山东观望。直到7月11日，日军已经增兵华北、战事扩大在即，宋哲元才慢悠悠动身，还在天津逗留了好几天，跟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的代表接洽“和平解决”。

7月19日，宋哲元回到北平，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部署防御，而是下令拆除北平城内的防御工事，打开城门，以示“和平诚意”。

秦德纯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得很含蓄，说宋哲元“对和平始终存有幻想”，而当时在北平的报人曹聚仁则直截了当地说：宋哲元“以为日本人不至于真打，只要自己把身段放软，就能保住地盘”。

这就要说到宋哲元身上最大的争议点——他究竟是抗日英雄还是“骑墙派”？说他是抗日英雄，并不是吹嘘。1933年长城抗战，宋哲元率领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罗文峪与日军血战，大刀队夜袭日军阵地，砍得关东军闻风丧胆。《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当时在前线采访，亲眼看到二十九军士兵背着大刀片子往日军阵地上摸，回来时刀口卷了刃，身上全是血。日本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从未遇此惨败”。作曲家麦新据此创作了《大刀进行曲》，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遍全国。宋哲元本人也喊出过“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狠话，至今还刻在卢沟桥畔的纪念碑上。

但问题是，长城抗战之后的宋哲元，跟之前判若两人。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被迫撤出华北，宋哲元在日本人的扶植下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还归南京政府管，实际上已经成了半自治政权。

宋哲元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两年，做的最多的事就是跟日本人“周旋”——今天答应日本人的经济合作条件，明天又找南京政府要军饷要地盘，后天再跟日本人说“我是抗日的，不能逼我太紧”。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当时有个评价，说宋哲元“表面强硬，内心怯懦，最怕丢掉地盘”。

宋哲元的心态其实很复杂。他是冯玉祥西北军出身，在军阀混战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军头，太明白“军队和地盘”意味着什么。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土崩瓦解，宋哲元带着残部退到山西，好不容易在张学良的收编下保住了一个军的番号，之后又借着长城抗战的声望和日本人的扶持，才在华北站稳了脚跟。

对他来说，二十九军就是命根子，冀察平津就是安身立命的本钱。日本人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不断拿“华北自治”来诱惑他、拿“军事打击”来威胁他，让他一步步滑向妥协的泥潭。

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最担心的不是日军大举进攻，而是南京政府借机把中央军开进华北，夺走他的地盘。所以他一边应付日本人，一边向蒋介石发电报，反复强调“华北局势尚可控制”。“请中央暂缓派兵北上”，生怕中央军来了以后，他的二十九军就成了南京的附庸。

张自忠当时就对身边人说，宋哲元“患得患失，两头都想讨好，结果两头都不落好”。这话后来应验了——日本人觉得宋哲元不够听话，南京政府觉得宋哲元首鼠两端，二十九军内部也因为他的摇摆不定而裂痕丛生。

最能体现宋哲元“骑墙”心态的，是他在卢沟桥事变后那段日子的行为。7月11日，他刚到天津，就跟日本方面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答应“道歉、处分责任者、撤换防军、取缔抗日团体”。这些条件日本人自己都觉得意外，香月清司在给东京的报告中写道：“宋哲元态度软化之快，超出预料。”

7月19日宋哲元回北平后，又连续做了几件让主战派跳脚的事：下令拆除北平城防工事，把二十九军主力从北平近郊撤往保定方向，同时释放了之前逮捕的日本间谍。

时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的张克侠（秘密共产党员）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急得连夜去找宋哲元，劝他“日本人得寸进尺，退让只会助长其气焰”，宋哲元却叹了口气说：“日本人逼得太紧，中央又不给支援，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拿弟兄们的命去填吧。”

张克侠后来评价说，宋哲元“本质上是个旧军阀，脑子里想的还是保存实力那一套，抗日是形势所迫，不是真心实意”。

在当年的局面下，宋哲元的问题在于，他既想要抗日的名声，又想要日本人的好处，还想要南京政府的认可，三头都想占，结果哪头都没占住。

1937年8月，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二十九军仓皇南撤，宋哲元在保定对部下说了一句：“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二十九军的弟兄们。”这句话后来被多方记载，成为宋哲元晚年最沉痛的独白。

但道歉归道歉，宋哲元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表现依然乏善可陈。他被任命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津浦线北段防御，结果部队一溃千里，很快又被撤销了职务。此后他郁郁不得志，1940年病逝于四川绵阳，年仅五十六岁。

宋哲元死后，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史学家陈寅恪一针见血地评价：“宋哲元之流，拥兵自重，首鼠两端，国家之祸，此辈与有力焉。”

当然，要说宋哲元一无是处，也不公道。他在主政冀察期间，确实顶住了日本人要求“华北完全自治”的压力，没有公开当汉奸。1935年日本人逼他宣布“华北独立”，他硬是拖着没签；1936年“华北国”的闹剧，他也没配合到底。

鲁迅曾经讽刺过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卖国，只好暗地里一点点地送”，这话虽刻薄，却也从反面印证了宋哲元确实没有跨出最后一步。但他没有跨出最后一步，究竟是出于民族大义，还是出于对南京政府和全国人民舆论的忌惮，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宋哲元晚年对家人说过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毁就毁在犹豫不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