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日财产追缴重启！韩国新版特别法落地，民众掀查祖热潮？

在处理对日的历史纠葛上，韩国又一次向财产问题“亮剑”。

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8月15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81周年纪念仪式上表示，政府将全面调查并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依法追究其历史责任。上述财产未来将用于礼遇和支援对国家独立有功者及其遗属。

这番表态，是对早前立法成果的力挺。2026年5月7日，《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下称特别法）获韩国国会表决通过，6月2日颁布，并筹备组建“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下称调查委员会）。根据计划，此次出台的特别法将于12月2日起正式施行。

韩国上一次颁布针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系统性调查制度，还是在卢武铉政府时期。

“李在明政府设立特别法和组建调查委员会，是韩国对尚未完成的历史正义问题，重新进行制度性介入。”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李相万（Lee Sang-man）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2010年之后，韩国缺乏专门负责调查和追缴相关财产的国家级常设或专门机构，此次举措弥补了长期存在的制度性空白。

而在民间，关于“韩奸”（即亲日反民族行为者）问题的讨论和自查也愈演愈烈。

网友热议之际，一个被称为“韩奸祖先查询器”的网站迅速走红。

据韩媒报道，该网站依托韩国国家报勋部档案及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查明委员会公开资料，可供用户查询祖先是否存在亲日行为。刚上线不久，便实现高峰期当日访问量突破200万次。

当地时间2026年8月15日，韩国首尔，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81周年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

韩国针对这一问题的制度化探索，始于21年前。

2005年12月，韩国国会通过《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国家归属相关特别法》，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所获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次年7月，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开展工作。

时任总统卢武铉痛斥：“亲日残余势力仍未得到清算，历史真相也未能完整厘清。”调查委员会四年任期内，共认定168名目标对象，将其名下2359宗土地收归国有，追缴资产市值达2373亿韩元（约11.3亿元人民币）。

该委员会2010年任期届满后宣告解散。其间，部分亲日派后代趁机通过向第三方出售、转让或分散产权等方式转移资产。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一工作之所以被反复搁置，根源在于一批有亲日背景的人早已参与到韩国现代国家建设中，在政治、经济、教育、司法、军警等领域发挥作用，又与反共体制、经济发展、对美同盟及对日合作等问题深度交织。

“彻底清算不仅会引发历史争议，也可能触动既有利益结构，因此，后来历届政府采取‘选择性处理、阶段性搁置’的方式。”詹德斌说。

2026年4月，韩国法务部在一起亲日财产变卖案件中胜诉，要求当事人返还全部变卖款项。据悉，该案涉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获封子爵爵位的林某，其后代计划将位于骊州市的8块土地予以出售。

法务部长官郑成湖直言：“我们将通过诉讼追回哪怕1韩元的亲日财产，直至最后。”

此案也被外界视为李在明政府推动重新立法的重要信号。

5月，新版特别法通过韩国国会表决，6月颁布，并计划于12月2日正式施行。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相较于旧版特别法中“委员会须在四年内完成追缴、最多延期两年”的办结要求，新版特别法删除了这一条款，提出调查委员会最长可履职五年，不再因到期而终止查案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检举亲日财产或提供关键调查线索的人员，新版特别法还增设了举报奖金制度。“新的调查委员会成立后，预计至少可以追缴325亿韩元以上的亲日财产。”郑成湖说。

当地时间2026年5月7日，韩国首尔，第435届韩国国会（临时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获得通过。

李相万认为，重新立法是李在明政府在政策价值上的一次选择——与其说具有反日性质，不如说在纠正错误历史遗产、彰显独立运动传统、巩固民主共和国正统性等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

保守阵营执政期间，因为政见相异，部分曾参与独立运动的人士遭到打压。

李相万进一步指出，相较于历史清算，保守派政府更倾向于强调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韩美日安全框架以及经济技术合作；而进步派政府则往往更重视历史正义、受害者中心主义以及殖民统治的历史责任。

“光复节是韩国民族记忆最集中的政治场合。”詹德斌分析，李在明提出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既回应了进步阵营和市民社会的长期诉求，也是尹锡悦政府促进韩日关系后，重新平衡国内历史问题与对日外交争论的政治表态。

两部剧集热播，使得韩国女星贺营在2026年人气飙升。不料，近期一次公开发言却将她推至风口浪尖。

“我的曾祖父是最早赴日学习西医的韩国人之一。”在韩国KBS电视台综艺《屋塔房的问题儿童们》中，贺营介绍自己出身于“四代行医的医学世家”，言语间表露出自豪之情。

但很快，有网友扒出其曾祖父安相镐，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加入亲日团体“大正亲睦会”，还被当局树立为“日鲜同体”模范家庭进行表彰。消息蔓延开来后，她过去在其他综艺里的发言也被逐一翻出。

“家里竟然有五台冰箱”“食物不吃总是容易坏掉”，当时与嘉宾的几句闲聊，如今招致网友们的广泛质疑。有批评指出，“独立运动先驱的后代生活困顿，而亲日分子的曾孙女却能把食物放到坏掉”。

正值光复节这一敏感节点，关于“韩奸”的讨论再度撬动公众情绪。

全仁雨认为，贺营受到声讨，与其说是因其曾祖父亲日行为本身，不如说是她未能正视这段家族历史，加之经纪公司敷衍了事的态度，最终造成难以收场的公关危机。

“事实上，韩国不乏艺人坦承自己是亲日派后代，并在公开道歉后继续演艺活动。但她却将家族历史当作出身名门的背书，这显然是不妥的。”全仁雨说。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安相镐加入的“大正亲睦会”成立于1916年，系日本殖民当局为推行殖民同化政策、拉拢朝鲜半岛本土精英而扶植的亲日组织，其成员涵盖政治、经济、教育、医疗、法律等各个领域。

越来越多“韩奸”组织的历史被曝光，韩国民众也在好奇：我的祖先是否有过亲日行为呢？

2026年光复日前后，一个被称为“韩奸祖先查询器”的网站正式上线。随着贺营事件不断发酵，网站访问量瞬时暴增，甚至出现瘫痪情况。据韩媒报道，该网站数据库整合了韩国国家报勋部登记的19059名独立运动有功者档案，以及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查明委员会认定的1006名亲日派名单。

该网站不仅收录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名单，还一并罗列出对独立建国有功的人物，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生卒年份。

李相万表示：“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所谓的‘韩奸祖先查询器’是由国家机构运营，或经韩国政府正式认可为亲日反民族行为的判定系统。因此，不能将这类服务等同于法律上的判断工具。”

他强调，历史人物是否被收录于相关数据库，与法律上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认定并非同一概念。未被收录不代表无亲日行为，已被收录也不等于法律定性，官方评定须综合新史料的发掘情况，相关行为的持续性、主动性与具体性，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加以判断。

“通过这个网站，我能看到祖先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首尔青年金京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出于好奇，身边不少朋友都登录了这个网站。她表示，查询时一度感到紧张，担心熟悉的名字出现在“韩奸”之列。

但和想象中不同的是，查询结果并非精确到某个家庭的前后几代人，而是将同一地区、同一姓氏的祖辈全部囊括在内。金京熙笑称：“幸好金氏家族对国家独立有功者，要多于亲日反民族行为者。”

除了身份认定，新版特别法出台之后的实际成效同样受到关注。

“执行难度会非常大。”詹德斌认为，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结束已逾八十年，相关财产历经多代流转或公司化处理，原始权属链条难以完整复原。同时，要证明某项财产系因亲日行为取得而非正常经营所得，需要大量历史档案与登记材料支撑，举证极为不易。加之善意第三人保护原则的限制，已转让至不知情第三方的财产更难追缴。

对于郑成湖提出“至少可以追缴325亿韩元以上的亲日财产”，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质疑，这一数字带有宣传性质，并非严谨的司法评估。“历史纠偏应恪守史料与法定程序，避免借有关议题撕裂社会。”

还有观点认为，部分亲日分子及其后代在各领域掌握不少资源，采取惩治措施恐将带来负面影响。但詹德斌表示，从法律执行的角度看，此次认定和追缴针对“特定主体、特定来源、特定性质”的财产，不太可能引发经济层面的系统性震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政治效应。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首届调查委员会解散后的十六年间，韩国虽不再开展新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认定工作，但已进入司法程序的存量追缴并未中断，相关诉讼与具体执行主要由法务部负责。

总体而言，法务部接手的诉讼判决胜诉率极高。但由于缺少专门调查机构，加之涉案财产大量流转、证据分散，实际的追缴成果有限。

当地时间2026年8月13日，韩国首尔，法务部长官郑成湖向独立运动有功者后代颁发韩国国籍纪念证书。

出生于千禧年后的金京熙表示，她支持将亲日财产用于援助对国家独立有功者，但同龄人普遍对政策法规理解有限，也不清楚追缴工作具体会如何开展。

“因此大家难免担忧：如果祖上曾有过亲日行为，自己的个人财产是否会面临被调查的风险？”

她认为，三代、四代以及更久远之前的亲日行为，不应笼统地将责任追溯至后人。更关键问题在于：相关机构能否准确判定，亲日财产仍然在为家族创造收益，甚至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

李相万分析，新版特别法并非一部“通过追查血统来惩罚后代”的法律。核心判断标准聚焦在——相关财产是否系行为人通过协助日本殖民统治而获取的经济利益。即便该财产已通过继承、赠与等方式转移，仍须确认其与亲日行为所形成的财产间是否存在法律关联。

另外，若善意第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经正常交易并支付合理对价取得相关财产，其财产权将受到保护，不会被无条件剥夺。

“新版特别法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追缴范围不再局限于亲日财产本身，而是延伸至处分该财产所获得的经济对价。换言之，即便原始资产已经变卖、转让，其所得价款或等价收益，同样纳入到针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追缴范围。”李相万说。

李在明政府就任以来，奉行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实用对日外交，此次在亲日财产追缴问题上的强硬表态，是否可能影响韩日关系？

詹德斌认为，两国关系不会因此恶化——因为追缴的法律对象既非日本政府，也非日本企业，韩方可以将其解释为国内历史正义与财产归属问题。但在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背景下，不排除此举会刺激其国内的保守派力量。

“可能导致被暂时压低的历史问题重新浮出水面。换言之，李在明政府可以用实用主义维持韩日关系的稳定，但实用主义只能管控矛盾，无法从根本上消解结构性问题。”詹德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