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1年冬，中央苏区瑞金，毛泽东把一批缴获的金饰交给交通员时，反复叮嘱的不是路上如何避开敌人，而是务必把这笔钱送到上海。那里面熔铸成了12根金条，共重120两，目标只有一个：营救被捕的9名地下党员。
这笔钱来得并不容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财政十分紧张，黄金首饰大多来自战场缴获和没收所得。上海临时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后，既要转移机关，又要安置伤员、接济被捕同志家属，连日常活动经费都捉襟见肘。
危机的源头，与顾顺章叛变有关。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大量秘密机关和人员情况。幸亏中共中央特科机要秘书钱壮飞及时截获相关情报，上海临时中央才得以迅速转移。但顾顺章掌握的情况太多，上海地下组织仍遭到重创，许多同志被捕。
后来，又有9名地下党员落入敌手。上海方面急需经费营救，只得向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求援。毛泽东获悉后，决定把金戒指、金耳环等首饰熔化，制成便于携带的金条。
运输安排相当严密。12根金条装进一只旧铜箱，由7名交通员分段接力。每名交通员只掌握自己这一段的情况，彼此凭劈开的棋子碎片、锁和钥匙接头。棋子上刻着一个“快”字，碎片合拢，才能证明身份。
这套办法，是地下交通线上常见的保密手段。可再周密的安排，也抵不过复杂的环境。1931年11月底至12月22日，上海临时中央连续发出5封催促电报，瑞金方面这才意识到，黄金很可能已经在途中出事。
调查显示，铜箱抵达松江前，一直没有脱离交通员掌握。第六名交通员刘志纯回忆，1931年12月3日下午，他在松江一家旅馆把铜箱交给一名穿黑衣、戴黑帽的人。暗号对上了，棋子接上了，锁也被钥匙打开，他便按规矩交了货。
“那个人还问过有没有杭州口音的客人。”
刘志纯离开时，曾注意到对方手中有一张蓝色押金条。问题是，黑衣人随后失踪，刻着“快”字一撇的棋子也没有寄回瑞金。更严重的是，上海方面始终没有收到金条，营救行动因此无法完成，9名被捕同志最终遇害。
案件在白色恐怖中难以追查，只能暂时搁置。但这件事始终没有从毛泽东心里消失。它不只是120两黄金，更牵连着9名同志的生命，也暴露出地下交通线可能存在的漏洞。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华东局重新调查这宗旧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侦查小组，可摆在办案人员面前的材料只有两页纸。18年过去，上海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关人员是否还活着、是否仍在原地，几乎无人知晓。
突破口来自刘志纯。调查人员找到他后，确认最后接货者曾住进松江一处不对外营业的警备团招待所。这个线索并非来自档案，而是一次偶然谈话。
一名山东厨子听说案件后说：“过去警备团招待所不接普通客人，住进去，得有营长签字。”
侦查人员查阅旧登记，发现1931年12月3日住客中，有一名叫梁壁纯的人，身份是上海祥得源国药号伙计，事由写着“到松江批发药材”。找到药店老板后，情况逐渐清楚：梁壁纯从松江回来后突然失踪，后来连妻儿也不知去向。
公安人员最终在浦东找到改名后的梁壁纯。他没有抵赖，只说铜箱不是自己私吞的。按照他的叙述，自己带着箱子到达上海曹家渡后，乘黄包车前往法租界途中，遇到两名“热心人”帮车夫推车，随后被手帕迷晕。
醒来时，铜箱已经不见。旅店伙计告诉他，是三名男子把他送进来的，还说“同伴”已经离开。梁壁纯害怕被组织误认为叛徒，留下证明后逃离上海。黄包车的车牌号，成了仅存的线索：300169。
旧上海的老警察判断，这很像当时盛行的麻醉抢劫。调查人员又从提篮桥监狱获得消息，一名罪犯供出表哥吉家贵。吉家贵在1931年12月后突然手头宽裕，且使用过一辆车牌号为300169的黄包车。
顺着这条线索追查，警方从庄克家中搜出两根金条。经当年铸造金条的工匠辨认，金条确属失窃之物。吉家贵和刘阿古随后交代，三人将梁壁纯迷倒后撬开铜箱，发现里面竟是黄金，便各分4根。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因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庄克已在此前抗日作战中死亡。梁壁纯被判刑后获释。那只旧铜箱没有回到上海临时中央，12根金条也未能救出9名同志，却在18年后留下了一条完整的追查路径：一枚棋子、一张押金条、一辆黄包车，以及两根被保存下来的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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