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最令老蒋头疼的军阀，独霸四川十四年，设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系

1942年夏，重庆一间办公室内，周恩来把王少春叫到身边，谈起了远在西康的刘文辉。这个曾掌握十万大军、两度通电反蒋的四川军阀，正处在蒋介石严密监视之下。周恩来问：“二哥，还是交给你吧，如何？”王少春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王少春随即前往刘文辉身边，以幕僚身份开展工作。真正关键的一步，是为刘文辉建立了同延安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此后，每到夜间，他便向延安报告情况，接受指示。表面上，这是一次联络安排；实际上，却让中共能够及时掌握川康地区的政治、军事动向。

刘文辉并非一开始就站到中共一边。他出身四川大邑刘氏家族，民国时期，刘氏家族曾有多人担任军政要职。刘文辉与叔父刘湘，都是四川军阀中的重要人物。1928年，刘文辉出任四川省主席，控制着相当规模的部队，也因此成为南京方面必须提防的地方实力派。

蒋介石最忌惮的，正是这种拥有地盘、军队和独立政治判断的人。刘文辉先后两次通电反蒋，态度并不含糊。1932年，刘文辉与刘湘爆发“二刘大战”，蒋介石借机支持刘湘。战败后，刘文辉退守西康，所部从十万余人锐减到不足两万，势力遭到重创。

看似偏居一隅，刘文辉仍没有摆脱南京方面的压力。军统在当地设立机构，监视他的行动；蒋介石也不断削弱其残余力量，试图让这个旧日对手彻底失去翻身机会。刘文辉明白，单凭手中的兵力，已经很难同蒋介石正面抗衡。

他的政治转向，正是在这种夹缝中发生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开始争取地方实力派，川康地区自然不能被忽略。1938年，周恩来派吴玉章同刘文辉接触；同年8月，董必武、林伯渠又在成都与他秘密会面，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有意思的是，刘文辉对中共的认识，并不是靠一次谈话完成的。他的亲信曾受邀访问延安，毛泽东接见并同其交谈。此后两三年，双方一直保持联系。1942年2月，周恩来又在重庆同刘文辉秘密会谈。刘文辉后来回忆，这次谈话使他明确了政治方向，双方关系也由一般接触转向实际配合。

同年4月，双方达成《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王少春到任后，周恩来要求他以诚相待，尽力争取刘文辉。凡是收到的明码电报，王少春都会抄送给刘文辉。刘文辉认真阅读，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便找王少春讨论。这种日常往来，比空泛的劝说更能改变一个人的判断。

1942年下半年，蒋介石以西藏方面拒绝修筑康藏公路为由，准备向西康增兵，两个师进驻当地，意在压缩刘文辉的势力。王少春没有建议硬碰硬，而是让刘文辉向蒋介石索取武器、经费和补给，借机扩充实力。

刘文辉列出的要求过于庞大，蒋介石看后十分恼火，原定的军事行动反而暂时搁置。这个细节很能说明刘文辉的处境：他既要防备蒋介石，又不能公开撕破脸，只能在命令、请示和部署之间寻找空隙。

1947年，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央决定暂时撤离，转战陕北。消息传开后，刘文辉身边一些反共人士趁机劝他留退路。刘文辉一度动摇，撤走了王少春身边的卫士，也停止提供生活费用，却没有真正把人赶走。

王少春立即将情况报告组织，并当面提醒刘文辉不要只看眼前得失。周恩来随后托他转告刘文辉：“如果认为不需要，就把他们送到香港，机票钱会送来。”这句话没有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刘文辉很快恢复了同中共的联系。

1949年，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统治迅速瓦解。刘文辉明确表示愿意起义，并争取邓锡侯、潘文华共同参加。周恩来判断时机尚未成熟，要求暂时按兵不动。直到12月，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四川的战略包围，才通知刘文辉立即行动。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三部力量的转向，切断了胡宗南部向康、滇方向撤退的重要通道，也促使川西其他国民党部队相继响应。四川西部许多地区因此避免了大规模战火，解放军进军西南的阻力明显减小。

蒋介石原想把刘文辉等人留在西康，作为日后打游击的力量，但局势已无法挽回。这个曾经令他头疼多年的军阀，最终没有成为国民党败退后的“棋子”，而是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刘文辉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他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面对民革、民盟关于公开身份的安排，一时拿不定主意。周恩来建议他参加民革，刘文辉便依照这一意见退出民盟。

1959年，刘文辉调任北京，出任林业部部长。周恩来、贺龙曾到家中看望他。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刘文辉不顾身体状况，坚持前往送别。同年6月24日，刘文辉因病去世，终年81岁。临终前，他曾叮嘱家人：“以后要紧跟党，紧跟毛主席，紧跟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