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年轻时，尤为喜欢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书里的主人公“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为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对脚下的六便士视而不见”。月亮象征着一种美妙的精神境界，而六便士这种小面额硬币代表着世俗的蝇头小利。
那时，我也是如此，为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对一切理想主义的东西感兴趣:草地上的诗歌朗诵、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尼采的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我们在物质上可以说什么也没有，也没什么物质追求，但精神的富足平衡了物质的匮乏。
后来踏入社会，下海经商，数次创业，跟那些理想主义的东西越来越远，偶尔酒酣耳热之余，仰望天空，想想当初的理想，对比当下的现实，感慨万千!因为理想主义者柔软而细腻的内心，在冷峻的现实中不但毫无优势，反而容易受伤。
人到中年，内心平和安静下来，那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又浮现出来。正像月亮，虽然乌云会遮住她，但她依然在那里。回顾自己的过往和实践，正是大学时代那些理想主义(形而上)在现实中的实验和表达(形而下)。没有当初的高远，我不一定能走这么远，可能会陷在物质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可能会掉进世俗的温柔乡，麻木不仁;也有可能会被内心的自尊蒙蔽，在虚荣和自我中耗尽一生。
这几年，我也接触了一些搞文化艺术的朋友，他们都是一些特别理想主义的人，那种理想劲儿跟我大学时代很像。在现实生活里，有些依然坚守纯粹的理想，有些愤世嫉俗，有些成了极端的人。当理想主义找不到出口的时候，激烈和极端就变成了某种自我伤害。我很普通，也比较幸运，我所经历的磨砺反而使我更平和。在当下，即使很多理想依然找不到出口，我也依然认为应该往美好的方向去奔，而不仅仅是讽刺、批判和否定。曾经我们凭借“破”的力量和勇气，让这个国家和民族走出了漫长的阴影和禁锢。到了今天，仍然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需要突破，但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建设的力量，是创造的力量，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卡夫卡在《午夜的沉默》中说:“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信仰什么?相信一切事和一切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继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
我坚信，人能够信仰一点什么比什么也不信仰要好。
到底信仰什么，没有那么重要。所有的宗教都标榜自己是终极真理。也许它们只是终极真理的一个方面;也许在信它们的人那里，它们就是终极真理。不管怎样，宗教带给人的平静、安宁、和平、善良，确实让许多人的内心得以解脱，获得抚慰，让普通人能够从世俗的生活中瞥见灵性的光辉。
不仅宗教如此，对企业理想的信仰、对梦想的信仰、卡夫卡说的“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都是一种信仰。
理想、信仰就是毛姆所说的月亮。只有月亮而不顾及便士的生活是无法美好的。实际上，东方哲学的“中庸”“执中”，跟西方的辩证法一样，说的都是万事万物要平衡，所有的极端都是偏执。我们可以在诗歌、小说中将理想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现实生活中两者都需要。没有理想和信仰，就没有高度，走不远，格局不大;没有现实和经济，理想的翅膀就容易折断，掉在愤世嫉俗陷阱里的可能性极大。
不管是“仰望天空，脚踏实地”，还是“月亮和六便士”，都没有这一句来得生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鳖就是俗称的“王八”。虽然不太好听，但是话糙理不糙。
如果要想在商业上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就必须既能“揽月”也能“捉鳖”。那些日常中的琐碎、精细、计算大概就是“捉鳖”这一类吧，而对理想和信仰的执着，则属于“揽月”的范畴。
熊彼得说:“资本主义的典型成就并非在于为女王提供更多的丝袜，而在于能使丝袜的价格低到工厂女工都买得起的程度。”织丝袜就是“捉鳖”，丝袜不再是女王的专宠，而是能够让女工买得起。在这个角度上看待企业的意义，那就到达了“揽月”的境界。
同样是织袜子，观念不一样，意义也就不一样。正像佛教所说，发心最重要。做事情的初心就是佛教所说的“发心”。
有了正确的“发心”，看清了意义，前行路中就会更有力量，也会得到更多的认可和帮助，才更有可能创造出“发心”里的美好。
这也正是一个人、一个企业，既要能够“九天揽月”又要能够“五洋捉鳖”、既要“月亮”也要“六便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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