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能力上限

人是群体性物种，社会制度就是组织人类群体的不同方式。不同的组织方式有不同的效果，但最终的功用都是一样的：组织更多的人，形成更好的群体智慧。

一说"组织起来"，很容易想到整齐划一的队伍。当然不是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很复杂，因为发展总是在远期与近期、活力与纪律、安定与发展的多个目标中取舍。越是整齐划一的社会，越是可能顾此失彼，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风险。

社会是一片雨林、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一片沙漠、一堵砖墙。

人类组织的理想结果，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才能最大化地发挥，最终全社会的集体智慧最优、运作效能最强。不同的制度意味着不同的组织方式，而制度能力，实际上是有天花板的。

一、人力资本折损

天花板从哪里看？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看不同社会制度下，每个人的能力发挥和财富水平。富人组成的社会比穷人组成的社会实力更强。

奴隶制模式的天花板，在于相当数量的人口无法支配自己的财产和思想才智；地主制的天花板类似，在于大多数人无权支配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同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天花板也一目了然：个人择业、迁徙、创业的自由受限，批量化生产穷人。

人力资本折损的直接显示是人口。窃以为，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最直观的显影剂：数量显而易见，质量既包括人的素质水平，也包括人的生存状态，财富、自由以及其它。

当然，光是人口数量大、生育率高，不意味着发展水平在提升。尼日利亚人口超过两亿，远超日本，但没有人会说尼日利亚的发展水平更高。阿富汗有四千多万人，总体社会财富和国家实力可能远不及新加坡的六百万人——因为阿富汗的人力资本被大打折扣。要说明的是，制度并非唯一变量，战乱、地缘、教育都在起作用；但阿富汗的长期战乱本身，也部分源于制度的持续失败。

在现代社会，制度能力的上限不再显而易见。但各种规制、法规、文化和习俗的差距，其实都体现在同一件事上：是否有助于解放人力资本——思想、智慧、热情，以及劳动的自由。好的制度增强人力资本的发挥，不良的制度则予以限制和阻碍。

不同的社会制度还面对一些共同的难题：科层组织的官僚化、信息失真、权力委托的变异、领导权威与组织能力的平衡等等。对这些难题的解决程度，决定了制度能力的上限。

二、制度的硬约束

任何制度都面临如下同样的难题：

1、信息在层级中失真。上层掌握资源（包括权力），下层掌握信息。资源与信息越是匹配，决策越是科学。然而，层级组织天然导致信息失真。在一个组织中，层级越高的领导离基层信息越远。从广度而言，他会收到各个层面、各个线条的信息报告，看起来似乎比基层更全面；但实践中，信息向上传递时被层层过滤，最终呈报上来的，往往基于领导的信息偏好——这就是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带来失败消息的信使被国王杀掉，久而久之，剩下的都是好消息（王小波写过这个著名的寓言）。更现实的是，领导的精力是有限的：即使下级充分的向上报告信息，三千字的报告读一篇还行，每天十篇，谁都读不过来。

2、权威与规则难以两全。越是强调领导的威严，就越是难以树立规则的威严。因为尊重规则的本质是：领导说了，也可能不算。任何人都不能确保自己的每一个指令都符合规则和科学逻辑，权力与规则的冲突迟早会出现。这个时候，尊重规则和程序，就要求权力让步。于是，只要坚持上级权威第一，在权力与规则的冲突中，被牺牲的往往就是规则。

3、服从的惯性挤压临机处置。越是强调服从意识，组织就越难以灵活地对外部做出反应。人在日常的规训中强化了无条件服从，就很难在特例情形下自主、高效地处置危机。譬如保安员把所有人挡在门外，然后把危险的孕妇也挡在医院外。

4、中心权威挤压组织权威。越是强调中心权力的威严，就越可能降低组织的威严。组织的威严，意味着每个岗位、每个部门、每条分管线都有权决定并带领行动。但政治是权力格局，是不同人之间的权力组合；要树立中心的至高形象，周边权力就必须弱化，最终是分管说了不算、只有老大说了算。而老大的精力是有限的：老大关注的事情，行动效率一定很高；老大关注不到的地方，组织整体的行动会变得极其拖沓。

5、垂直指挥挤压横向协同。越是强化垂直权威，就越难以进行广域协同。组织成员习惯于等上级指挥之后，平行协调就成为组织的薄弱环节。往往一个单位能解决的事，跨多个单位便无法解决；一个城市容易解决的事，跨几个城市便无法解决。

6、纪律与活力的取舍。越是强调政令统一，就越难以培育各层级执行主体的创新意识和活力。越是擅长以集中动员机制去干"任务清晰、目标单一"的活，就越难以应对"目标模糊、变量复杂、环境多变"的活，比如产业的前沿创新和复杂的社会治理。

我没有列举完，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三、不同制度的优势与代价

简单而言，如果把制度体系分为集中动员体制和分权制衡体制，那么它们将在各自领域具有优势，也各有代价。

集中动员体制的最大优点是效率与持续性。对于超级宏大的社会工程——大基建、脱贫攻坚、应急动员——它的持续投入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都很强，制度上限很高，甚至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能带来社会发展的重大改观。

但它的短板也很明显：以权威为核心的科层组织，天然存在信息保真难、纠错迟滞的问题。历史反复证明，这类体制一旦决策失误，往往要走出很远、后果严重呈现之后，才具备调整的可能。好可以很好，差也可以很差。

分权制衡体制的优点是信息的真实。这是极其宝贵的优势：从信息、决策到行动，真实、全面的信息是第一位的，是正确行动的基础。也因为信息有效，错误能够及时反馈，纠错相对容易。分权制衡不一定能取得超级宏大的丰功伟绩，但一般而言，下限更高，错误的损失较小。当然，它很容易引发"反公地悲剧"（法学家赫勒提出的概念）：多个利益群体多重博弈，让决策和行动都变得效率低下、反复扯皮。

每种制度的优势都会自我强化，从而形成能力陷阱，任何制度优势都是有时限的、有环境条件的。在前一个时代越是成功的制度体系，到了新时代新环境，可能越危险。昨天的长板，正是今天的锁链。就好比革命时代，必须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而和平时期建设经济，需要社会活力和大众的能动性。

制度本身必须保持韧性，能够生长。

譬如我们说美国碎片化。在美国二百五十年历史上，分权制衡的宪政制度预防了专制暴政，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吸引全球各地源源不断的优秀移民，让美国越来越强大。

但随着时代发展，人群不断细分，利益群体变得更加细碎。传统新闻媒体、专业学界本身充满混乱和竞争，知识阶层的传统权威被稀释；由于传媒形态的变化，选民的注意力和理解力在降低，政治的表演成分在不断增长。同时，经济社会越发展，公共福祉之间的冲突越多，实现路径也更加迂回。这导致凝聚共识越来越难：移民问题、控枪问题、新建公共设施问题，甚至对伊朗的战争如何继续下去，形成共识需要高昂的社会成本。

这导致了美国在某些政策上的决策迟滞。当然，面对足够重大的风险和危机，美国社会依然能够形成强大共识、采取行动。但一个国家面对的大多数问题，毕竟都到不了生死存亡的程度；那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议题——控枪、堕胎——吵吵闹闹，反复不绝，本身就构成对全社会人力资本的折损。

同样的，集中动员体制的路径依赖也是真实存在的。

四、制度的核心竞争力

对社会制度而言，需要意识到两个前提：

一是制度优势有时间上的有效期；二是制度优势有外部环境上的有效期。超越有效期与环境条件的优势，在新情况下就是陷阱。

所以，制度和人类个体一样，必须有自我修正的能力。系统允许自我修正的程度，决定制度的生命力和有效性。

而自我修正的起点是对不同意见的接纳空间，批评是系统最廉价的纠错信号。有没有真实的反对声音其实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刚需。

归根结底，能否认识到自己错了，并敢于面对错误，是制度最底层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