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造就了“纠缠式”举报？

当现代社会不断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一封邮件、一通热线、一条线上提交，普通人指尖轻触，便可开启对不公现象的检举与揭发。举报，本是匡扶正义、涤荡沉疴的制度利剑，是公民监督权利熠熠生辉的载体。可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柄本该指向违法失德的利剑，如今却被一部分人调转剑锋，化作报复对手、索取私利、宣泄情绪的软暴力武器。

一个大学教授，因为在直播间里说了一句常识性的真话——“孩子分零食没得到回赠属于日常交往摩擦，不是校园霸凌”——竟招致一位小学生家长长达两个月的“连环举报”。从“侵犯隐私”到“影响教学”，从“工作失职”到无端指责，理由反复变换，举报持续不断。复旦大学经调查确认沈奕斐履职合规、点评专业客观，未给予任何处分。可这两个月里，这位学者被迫一次次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正常工作几近停摆。

同一时间，某少年组合在徐州举办演唱会，粉丝竟向当地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发起4.8万条投诉，其中超过80%围绕“要求整改双人/多人舞台”和“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展开。短短十天，近五万通电话，将一条本应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生命线”，变成了饭圈互撕的投票器。

这不是孤例。据《半月谈》披露，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前八个月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核查仅7起基本属实，不实率高达94.5%。这意味着，超过九成的举报纯属子虚乌有。而在这组冰冷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个为了自证清白而配合调查、来回奔波、耗尽心力的个体，以及被大量空耗的行政资源。

何为纠缠式举报？它区别于合理合法的群众监督。合法举报以事实为根基，以纠错为初心，提交真实线索，尊重法定核查结论，即便对结果存有异议，也会循着法定救济渠道表达诉求。而纠缠式举报，则是在事实已经查清、问题已经依法闭环之后，在没有新证据、没有新线索的前提下，反复、跨部门、跨平台批量投递相同举报材料；不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标，而是以无休止的消耗，逼迫被举报者妥协退让，以此宣泄私怨，谋取政策之外的超额利益。

纠缠式举报，正在以一种“看不见拳头”的方式，撕裂这个社会的信任根基。

究竟什么是纠缠式举报？

它不是普通的投诉举报。按照法律界定的标准，纠缠式举报通常具备四大特征：事实已查清，仍无限重复；跨部门乱投诉、盲目批量举报；主观目的并非监督纠错；多人轮番、团伙式持续滋扰。简言之，同一事件经过职能部门核查、出具明确处理结论之后，在没有新线索、新事实支撑的前提下，行为人持续向不同主管部门重复提交举报材料，以此向被举报人施加心理压力，逼迫对方满足自身诉求。

它披着“维权”的外衣，行的却是“施暴”之实。

公职人员兢兢业业履职，却因得罪个别利益相关者，陷入一轮又一轮的核查漩涡；教师恪守讲台本分，只因言语不合部分家长心意，便遭遇无休止的投诉纠缠；普通商家遭遇漫天要价，一旦拒绝不合理索赔，接踵而至的就是潮水一般重复举报，直至店铺经营难以为继；网络上的知识博主，仅仅因为观点不合某些人的心意，多渠道举报便铺天盖地而来，迫使其反复写情况说明，正常的工作生活被彻底搅乱。

很多人以为，只要走官方渠道举报投诉，无论重复多少次，都属于公民正当权利。这是一个致命的认知误区。两高两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写得清清楚楚：恶意举报、反复缠访纠缠，本身就是软暴力的典型表现形式。软暴力伤人，从来不靠拳头。它靠的是无休止的滋扰，制造心理强制，拖垮你的生活、工作与经营。

合法的监督，求的是事实真相、问题整改；纠缠举报，求的是报复泄愤、逼迫妥协，拿举报当作谈判要挟的筹码。合法维权依托客观事实，有线索、有依据；纠缠举报习惯夸大拼接，甚至伪造情节，无视多部门出具的不属实核查结论。对处理结果不服，可以走复查、复核、复议、诉讼等法定救济路径；纠缠举报却拒绝接受官方结论，不分管辖权限，全渠道批量轰炸，以制造压力为唯一目标。

一切纠缠式举报得以大行其道，最核心的根源，是一套严重不对等的成本机制：举报近乎零成本，自证清白却代价沉重 。

发起一场纠缠举报，门槛低到令人心惊。一部手机，数个账号，复制粘贴同一套文本，就可以向十几个部门、政务平台批量提交投诉，不需要付出多少时间金钱，几乎不用承担前置审核。可对于被举报者而言，收到举报线索，就意味着一场漫长的煎熬。无论指控属实与否，只要工单流转下来，就必须启动核查程序。一个已经被多次查否的举报，依旧需要抽调多名工作人员，翻阅卷宗、谈话问询、核实证据，消耗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而当事人，要不断停下自己原本的工作，反复陈述事实，提交佐证材料，承受名誉被无端玷污的精神折磨。

那么，究竟是谁造就了这场荒诞的“举报狂欢”？

第一根手指，指向“零成本、零门槛、零后果”的制度漏洞。

如今，12345热线、政务服务APP、社交媒体触手可及，举报不仅零成本，甚至成了某种稳赚不赔的施压手段。投诉人只需轻松地通过电话或手指轻点即可完成投诉。而对于不实投诉，往往以“经核查，情况不属实”结案，罕有启动反向调查追究投诉人法律责任的案例。

当每一次恶意举报都能轻易触发调查程序，举报人却无需承担任何实质后果，制度本身便在无意中纵容了“举报即正义”的扭曲逻辑。举报成功了能满足一己私利，举报失败了也无需承担任何实质性后果。这种极其不对称的博弈，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投诉即获利”的不良激励效应。

试问：如果偷东西不用坐牢、抢银行不用判刑，这世上会有多少小偷和劫匪？同样的逻辑，当恶意举报没有成本、没有代价，它又怎能不泛滥成灾？

第二根手指，指向“按闹分配”的治理惰性。

比恶意举报更可怕的，是治理体系对恶意的纵容。

部分管理部门在面对投诉时，往往被“维稳焦虑”与“舆情焦虑”牵着鼻子走。为了尽快平息事态、规避舆情风险，一些单位习惯了“各打五十大板”甚至“和稀泥”，哪怕明知被举报者无过错，也往往先让其“认个错”“道个歉”。

这种“按闹分配”的治理惰性，看起来平息了眼前的风波，实则是在割肉喂鹰。它不断发出错误的信号：越不讲理越被满足，越讲理越被牺牲。它告诉全社会一个危险的潜规则——谁闹得凶、谁影响大，谁就能赢；谁讲规矩、谁守底线，谁就活该吃亏。

第三根手指，指向扭曲的“受害者逻辑”和“巨婴式思维”。

复旦事件中，那位家长的举报逻辑，与之前反复投诉“校园霸凌”如出一辙。沈奕斐教授的判断一语中的：这是一种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折射出的是一种过度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状态——成年人的外壳之下，藏着的是不成熟的“巨婴”式思维。

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谁天生欠谁一个“顺心”。可偏偏有人信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愿通过正规渠道维权，不信法治信“闹”。只要自己不顺心，就能动辄给对方扣上一顶“原则性”的大帽子，逼迫公共权力介入。他们把举报当成了私器，把公共平台当成了泄愤工具，把法治渠道当成了绑架他人的绳索。

第四根手指，指向信息时代的“举报杠杆效应”。

数字化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聚集效应被无限放大。一条煽动性言论可以在几分钟内触达成千上万人，一个精心策划的举报行动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舆论海啸。徐州演唱会4.8万条投诉的案例就是明证——个别人煽动情绪、号召举报，粉丝群体蜂拥而上，将政务服务热线变成了“战场”。

这不是举报，这是围猎。

社会认知的迷雾：对“维权”的泛化误读，责任意识的缺位

社会观念层面的误区，同样为纠缠式举报提供了温床。如今网络舆论场有一种简单化叙事：凡是投诉举报的人，天然站在正义一方；只要敢于发声，就天然属于弱势群体。一旦有人指出举报存在纠缠滥用，立刻就会被扣上压制群众监督的帽子。

这种非黑即白的叙事，混淆了正当维权和滥用权利的边界。维权值得保护，但维权不等于可以不计手段、无限纠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应当在法律划定的框架之内，而不是以损害他人、消耗公共资源为代价。很多人分不清二者的鸿沟，把纠缠举报当成勇敢抗争，把无休止滋扰视作捍卫自身权益。

纠缠式举报的危害，远超你的想象。

最直接的受害者，是被举报的无辜者。沈奕斐副教授被纠缠两个月，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正常工作无法开展。一位教师在评论区留言：“很多班主任连续十几年被认知偏执的家长折磨。”更有网友一针见血：“幸亏沈老师是复旦大学的，但凡中小学老师，已经被欺负得离职了。”

当教育从业者动辄得咎，只能小心翼翼、明哲保身，教育就会走向“自保式教学”——不敢管、不愿管、不能管，最终牺牲的是教育质量与孩子成长。老师们为了消极自保，开始选择“保持微笑、克制礼貌”，不再动真情、不敢拉一把。如果老师只能“弯着腰”教书，又如何教出“挺直脊梁”的学生？

其次，是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一件查否的举报，往往要核查十几项问题，抽调数名工作人员，耗时月余才能办结。有限的行政和司法力量被低效事务分散，真正有冤要伸、有难要帮的群众，反而被挤占了渠道空间。徐州4.8万条饭圈投诉涌入12345期间，真正有急难愁盼的市民可能正拿着电话焦急等待，却被堵在了一条被娱乐化占领的通道之外。

更深层的伤害，是对社会信任根基的腐蚀。当恶意没有代价，善意就成了最大的牺牲。当认真履职、说句真话要付出长达数月的自证成本时，全社会都将陷入冷漠的“被动防御”状态。实干者个个如履薄冰，这个社会还靠谁来开拓创新？

最可怕的是价值观的扭曲。家长遇事不辨是非、不顺心就举报施压，传递给孩子的不是理性维权，而是“以闹取胜”的错误思维。孩子还没学会分辨是非，先学会了如何用举报整人。这样的下一代，将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

正本清源，刻不容缓。

纠缠式举报已成顽疾，非猛药不能治。我以为，当从以下几个维度痛下杀手。

第一，建立科学的甄别与分流机制。

对无新事实、新理由的重复举报不再转办，对反复高频多平台投诉等异常情形要求补充证据，从源头区分合理诉求与恶意纠缠。目前，上海金山、江苏泰州等地已开始探索“投诉举报异常名录”和“约谈接访”等机制。泰州的做法尤其值得借鉴——将工作关口前移，从“看举报信”转向“见举报人”，通过当面询问核实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和举报人的真实诉求。“如果是编出来的事，最怕抠细节。问得越细，破绽越多。”

同时，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智能筛查、精准识别。系统可自动标记高频投诉人、模板化投诉内容、在特定时间点的集中投诉等异常行为。

第二，建立“办结—反馈—终结”的闭环机制。

终结不是冷冰冰拒收，而是通过充分的释法说理，把法律依据和处理结果讲清楚，让合理诉求“案结事了”，让恶意纠缠“止于法治”。对合理诉求，不能止于程序性答复，重复反映多次未解决的实行重点督办，确保问题真解决，矛盾真化解。

第三，让恶意举报者付出真正的代价。

这是最要害的一环。当下，对于恶意投诉人的惩戒措施极为有限。反复投诉同一无实据问题、捏造事实但未造成重大损失的投诉人，虽然行为包含“恶意”，却因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仅能通过警告或驳回等方式处理，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必须建立“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不同领域实现信息共享。对查实属诬告的，举报者应承担相应责任，情节严重者依法追究。行政层面可作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民事层面可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刑事层面可构成寻衅滋事罪、诬告陷害罪乃至敲诈勒索罪。

第四，为实干者撑腰，让担当者无畏。

对于依法履职的基层干部和一线从业者，必须旗帜鲜明地撑腰保护。健全澄清正名机制，对经查实确属重复无据、恶意纠缠的举报，及时为受到误解的干部消除影响。对干部在履职中因工作方式、沟通技巧等引发的争议，给予容错空间，不能一有举报就公开批评甚至追责。正如教育部所强调的，要及时澄清涉师不实举报，严厉打击诋毁、污名教师等违法行为。

引导群众从“要举报”向“会举报”转变。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宣传，让群众明白——权利有边界，维权应有度。举报权是公民的权利，不滥用权利是公民的义务。当权利行使超过诚信与法律的界限，就是对他人、对社会秩序的侵害。

纠缠式举报的泛滥，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一人一事之过。它是制度漏洞、治理惰性、心理扭曲与技术赋权共同催生的时代病灶。

但我们必须清醒：举报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社会留出监督纠错的通道。这份权利值得珍惜，但不能拿来当做打击他人的武器。当一般举报演变为“纠缠式举报”，就已然越过法律红线，可能从维权滑向违法，甚至构成犯罪。

让权利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让诉求在理性的框架内解决。唯有依法、理性、有序地投诉、举报，才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确方式。

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不怕有分歧，怕的是规则悬空、治理隐身。治理部门决不能退到幕后当“和稀泥”的调解员，而要敢于站到中间，理直气壮地厘清合理维权与无理滋事的边界。要在事前划出正当履职的安全区，更要在事后拉起针对恶意举报的警戒线，让诬告陷害、捏造事实者付出应有的法律和信用代价。

保护一个沈奕斐远远不够。只有当法治与规则真正成为实干者的后盾，让恶意举报者“偷鸡不成蚀把米”，正常的社会信任根基才能得以重构。举报监督，是现代社会弥足珍贵的制度财富。它是一束光，照亮暗处的贪腐与不公。可一旦这束光被人篡改为伤人的火把，灼伤的将是整个社会的信任根基。

纠缠式举报伤害的从来不止某一个被举报的个体。它消耗宝贵的公共行政资源，稀释真正举报线索的分量，撕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扭曲大众对于维权的认知。倘若放任其肆意蔓延，会让干事者畏首畏尾，人人自危，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当人们害怕被无端举报，很多善意、很多担当，便会在恐惧之中慢慢收缩。

纠缠式举报，不是维权，是暴力。不是监督，是霸凌。不是正义，是恶行。

是时候，让这把“合法外衣”下的软暴力之剑，无处遁形了。

我们追求的社会，应当是这样一幅图景：正义可以被顺畅伸张，不公能够被大胆揭发；同时，没有人可以肆意挥舞举报的大棒，去打击异己、谋取私利。权利与责任并行，监督与约束共生。

正本清源，不是要捆住监督者的手脚，而是要还给监督本该有的模样：以事实为骨，以公心为魂，不为私怨所用，不为私利裹挟，守护这一份制度利剑，让它只对准世间的沉疴弊病，而不伤及无辜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