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汤不了情——记宣城县上海下放知青王佩玲

李继国 微信版第1991期

对每个人来说，十七岁都是非常美好的年纪。可以放肆地笑、也可以大声地哭；可以认认真真地上学、也可以懵懵懂懂地恋爱；可以和爸爸妈妈任性撒娇，也可以在寂静的长夜无限感伤。我在这个年龄，正在听台湾歌星《十七岁的雨季》；而王佩玲在这个年龄，已经离开上海远赴安徽了。

王佩玲，1954 年 2 月出生，毕业于延东中学。爸爸在上海合成洗涤剂厂做文员，妈妈在家操持家务，姐妹共 5 人。由于工作需要， 我在上海同王佩玲见了一面。她总是面带微笑，从头到脚、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都显现出东方的典型的上海人的形象气质，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种音乐流派——蓝调布鲁斯，给人以轻快的、温柔的、愉悦的感觉。在“宣州上海知青征稿座谈会”上，我听她说了一些当年的知青故事，似乎意犹未尽。下午，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她说话不徐不疾、不温不火、不紧不慢，仿佛中间没有隔着半个世纪的时光， 仿佛提到的事情就发生在昨天。现在，就让我们穿越时空，去看一看王佩玲的知青人生。

王佩玲在沟渠边洗衣服

1971 年深秋时节，王佩玲一行上海知青，在经过 10 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颠簸后，在黄昏时分，终于来到了宣城县溪口公社汽车站。从车窗向外看，只见下面人头攒动，她看到了很多身穿清一色黑褂子的人们。他们有的手里端着大碗在吃着饭，像是住在附近街上来看热闹的；有的腰里系根草绳、手持扁担，估计是来接他们的乡亲。下了车，老乡们高喊着在各自的生产队将要插队落户的知青的名字，听到名字，某某某就像被大人认领的孩子一样，乖乖地跟着后面。

老乡们用带来的农具帮知青们挑拿大包小包的行李。就要离家远行了，所以每位孩子在出发前，家长们几乎都给他们准备了春夏秋冬的衣物、一些日常洗漱用品、一些简单的文具、一些常备药、一些好吃的东西……当然， 有条件的家长还给孩子们塞了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他们拉着孩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 生怕他们在异乡冻着了饿着了，吃不饱穿不暖。“要经常写信回来，说一说在安徽生活得怎么样，逢年过节要多回家看看，要注意安全……”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只有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是最关心的、最无私的。

夜色抹去了最后一片晚霞，王佩玲她们跟在老乡的后面，紧赶慢赶半个多时辰，能依稀看见村庄的影子了。又走了一会儿，终于来到了新汤大队。她从小到大还没有走过这么远的山路，脚磨得都要起泡了。村子里，鞭炮声震耳欲聋，在欢迎着远方来的客人。小孩们喧闹着、追逐着，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他们。狗儿们在前窜后跳，吓得女知青们止步不前。老乡家到了，客堂里灯火通明，乡亲们摆上猪肉红烧萝卜、山芋圆子……请上海知青吃晚饭。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乡亲们最好的饭菜，自己舍不得吃，是用来招待贵客的。

他们边吃边聊，互相认识着，村干部介绍了一些生产队的基本情况。那时的乡俗， 大人们围坐一桌吃饭，小孩子是不准上桌的， 他们只能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吃饭，碗里也没有什么菜。女知青们看了于心不忍，就把孩子们喊到跟前，夹一些菜给他们吃。吃了饭，知青们又从包里面拿出一些零食、点心什么的， 送给孩子们，孩子们欢呼雀跃。他们的爸爸妈妈看了也很开心，不由得对知青们生出一些亲近来。

王佩玲（右）和五七班的好友在华阳河畔合影

吃过晚饭，村干部把知青们带到今后要生活居住的宿舍。王佩玲回忆说：“当初接受上海知青的生产队能得到国家给予住房上的补贴，队里把原有的粮仓改建成我们的住宿，用房贴新建了粮仓。我们7 个人住二间房为卧室， 一间客堂堆放稻谷、农具之类的杂物，在旧粮仓边加搭了一间作为厨房。”宿舍是泥坯房， 窗户用塑料布蒙着，挑来的水蓄在水缸里。洗漱之后，王佩玲躺在床上，一时半会儿睡不着， 眼睛睁得大大的，想想家乡、想想父母、想想老师同学。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有着陌生的人和事。她不知道会在这里呆上多久，会从事什么样的农活。同宿舍的女知青也睡不着，干脆她们就聊起天来。谈谈人生、谈谈理想、谈谈未来的路。宿舍里晚上用的是煤油灯，在昏黄的灯光下，谈着谈着，她们都进入了梦乡。

清晨，睁开眼睛，她看见一缕阳光透过塑料布洒在了泥坯地上，昨天的车马劳顿已经浑然不觉了。这个时候，早起的老乡在为知青们打扫寝室卫生。王佩玲从帐子里见到了一位身材匀称的妇女的背影，只见她左手托着盆， 右手拿着竹刷蘸着盆里的水洒在地上，一下一下的，动作轻盈麻利。王佩玲从床上坐了起来。妇女听到竹床的“吱呀”声，回过头笑着问：“醒啦！”王佩玲撩起帐门轻声地说：“醒了！” 妇女面容姣好，一点也不是之前王佩玲想象中的农村妇女的样子。她就是知青们的妇女队长汪来娣。一朝一夕的人和事给了王佩玲最初的印象——乡亲们热情朴实，妇女队长和蔼可亲。人与人之间，往往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渐渐地，知青们和乡亲们熟悉了起来。在汪来娣队长的带领下，知青们尝试着各种各样力所能及的农活。那种娇生惯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来的是苦中作乐、苦乐参半的农村生活。几个月之后，漫山遍野的映山红绽放了，王佩玲迎来了她在溪口新汤的第一个春天。生产队指派她去看管秧田，她愉快地接受了这项工作任务。每天早早起床，简单吃点东西，然后披着晨曦出发。王佩玲在为我提供的文字稿《岁月如歌》中是这样描述的：“晶莹剔透的露珠静静地卧在秧苗上，秧田好似伸展开的绿色地毯，我穿梭在田埂上驱赶着鸟儿，这是多么美妙的田园画面，静谧而充满生机！”她的文字是优美的，她那时的心情是轻盈快乐的。

我们再来看一段王佩玲所写的文字：“雨后天晴，我们第一次上山去掰野竹笋，俯瞰农田：昂首怒放的油菜花，风吹麦浪，此起彼伏， 粉色的草籽花镶嵌在错落有致的田野里，一幅色彩缤纷的画卷呈现在眼前，唤起了我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其实，下放的生活是艰苦的， 知青们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包括水土不服、生活习性、语言障碍、身体素质、条件落后、思乡之苦等等。但是王佩玲她们咬紧牙关、爬坡过坎、迎难而上，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扎根在新汤大队。她吃的苦，多年以后不愿提及太多，只是风轻云淡地一笔带过，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画。

从插队到返城，王佩玲在新汤生活了八个年头，乡亲们手把手地教她们从事农业生产。每年的五六月份，南方的小麦就要开镰收割了，知青们便和乡亲们一道（以生产队为单位） 到田地里收割麦子。麦子收割后打成捆，一般由男劳动力挑到队里的操场上，打麦的活就交给女劳动力了。妇女们把麦穗对麦穗铺在地上晾晒，火辣的太阳把麦穗头晒得翘起来，这样更容易用连枷把麦子打下来。拍打时两排人面对面，一排人挥起连枷用力拍打下去，同时对面一排人已举起连枷，她们横竖进退有度， 拍打声有强烈的节奏感，翻来覆去地打，直到麦粒全部脱落为止。麦粒脱下来之后，还要用簸箕将麦芒簸掉，并用风车将残留的麦芒和灰尘扬掉，然后再将麦粒摊在操场上晒干入库。这一系列的程序，王佩玲都牢记在心，并认真付诸实践。

王佩玲（左一）与其他女知青合影

由于太阳热、气温高、强度大，王佩玲每年打麦子的时候都会晕过去一二次。老乡们以为她体质弱，就主动分一些轻的活给她做。如：挑土的时候，厚道的老乡们给她少装一点。王佩玲一开始也以为自己是累着了，后来回到上海做了身体检查，才知道她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生产队老乡对她的关照，她现在每每想起来，都有无限感慨。

每年“双抢”期间，王佩玲他们要在夜里三点半到四点之间起床，然后赶到大田，拔好秧苗，再回队里吃饭。吃好早饭，大概七点左右，他们又马上赶到大田插秧。一直要劳作到晚上七点半左右，他们才收工归队。烧水、洗澡、洗衣服，上床睡觉，已经是晚上的十点多了。从七月中旬开始的二十多天时间内， 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农村人叫做“双抢”。只有这样，增加粮食产量，才能解决田少人多的矛盾。王佩玲从开始时对农活的一无所知， 成长为一位肩挑背扛、披星戴月迎接七次“双抢”的“老农”，离不开老乡们一次又一次的“传帮带”，所以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火热的知青生活，激发了王佩玲对人生的乐观自信态度。她把困难抛在脑后，干活总是冲在前面，和老乡们打成一片，并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他们在一起协商之后，郑重地选举王佩玲担任新汤大队团支部副书记。

王佩玲任职新汤大队团支部副书记档案（宣州区档案馆提供）

除了做好团的工作，王佩玲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她向新汤大队党支部递交了神圣的《入党志愿书》，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在经过党组织的一系列考验后，鉴于王佩玲的突出表现，1976 年 11 月29 日，她被中共溪口公社委员会批准为正式党员。从此，这个入党时间融入了她的灵魂和血液。那一年，她二十二岁。

王佩玲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宣州区档案馆提供）

王佩玲悠悠地说：“在知青岁月里，流淌的汗水和艰苦的生活磨励了人的意志，对我今后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上海后，我已是 25 岁的大龄青年，为了多学习一些文化， 更好适应时代的需要，在工作、结婚、生子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高中、大专学历， 为胜任不同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也与农村八年炼就的坚韧毅力是分不开的。”

“八年里，曾经历了离开故乡和亲人的煎熬、有着与乡亲们那种水乳交融的感情、还有过告别乡亲们的那种不舍和难以抑制的感受、更有对那些叫我‘王姑’的天真可爱的孩子们的思念……”说到这里，王佩玲有些动情。我没有去打扰她，待她情绪稳定之后，她接着说道：“岁月如歌，人生犹如一首歌的旋律起起落落，五十多年过去了，时光留不住我们的青春，但能留得住的是那些年最美好的记忆。”

王佩玲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当时，上海下放到溪口公社的学生共计 98 人。其中，新汤大队 4 个“五七班”、华阳大队 3 个“五七班”、红星大队 4 个“五七班”、山岗大队 3个“五七班”，每个班有 7 人。她下放的时间是 1971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二、辛亥猪年、农历九月初一，下放的地点是溪口公社新汤大队前二生产队。那一年，她十七岁。

（作者系宣州区作家协会主席）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