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可爱事物的信任,往往是不设防的。一个粉色的蝴蝶结猫脸,出现在文具、钱包、雨伞上,谁看了都觉得安全。但1999年之后,香港街头再提起Hello Kitty,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把目光移开。
不是因为这只猫变了。是因为有人把最不该放进去的东西,塞进了它的身体里。
我要讲的,是那起被称为Hello Kitty藏尸案的旧案。它不只改变了香港人对一个卡通形象的感受,更让许多人重新理解了“恶”的形状。
第一个被改变命运的人,其实不是死者。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阿芳。
1999年5月,尖沙咀一位社工接到一个电话,后来她报了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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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自己认识一个叫阿芳的女孩,连续几天做噩梦,每一次都说梦到同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没有头,蹲在走廊里,朝她慢慢爬过来。
阿芳说,她可能知道那个女人的头在哪里。
警方带着阿芳到加连威老道三十一号。她不肯上楼,在街边站着,全身抖得像被雨淋过。警员自己上去,推门的那一刻,几股味道同时撞出来。有肉腐烂后的甜腻,有烧过的塑料,还有一股煮过东西之后的冷油味。地上的细小虫子在爬,像谁在暗处抓了一把米撒下去。
他们在走廊找到一个很大的Hello Kitty玩偶,人鱼样式,粉色裙子,黄色蝴蝶结。猫脸还在,圆眼睛朝着门。有人用胶纸包住裤脚,拿铁枝轻轻戳了一下。软绵绵的棉花下面是硬的。再用力一点,有暗红色的水渗出来。
法医到场,在玩偶里找到一颗人头。头皮和头发已经粘在一起,像被煮过。
死者的名字叫樊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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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二十三岁,做过夜总会舞女。后来才知道,她当初下海是为了给祖母筹医药费。1997年,她偷了一个叫陈文乐的人几千块港币。陈文乐追债,不仅追钱,还追人。1999年3月17日,樊敏仪被人从葵涌一个单位带走,从此消失。
而阿芳,是其中一个凶手梁伟伦的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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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十五岁,和梁伟伦住在那间屋里。她后来对警察说,她看见他们打那个女的,拳打脚踢还不够,还烧红了饮管滴在对方脚背上。再然后,是更过分的事。她没细说,只是哭。她说那个女的躺在厕所里,身上已经没有好肉。陈文乐有时候用打火机烧她的小腿,看她还动不动。
阿芳说,她想过走。可梁伟伦对她说:“你也有份。你看见了,就没得走了。”这话把十五岁的她钉在了原地。
樊敏仪死后,他们分尸,把肉煮熟,让阿芳拿去喂狗。陈文乐还说了一句:“乖乖唔好郁,我帮你扮靓。”那语气像在帮朋友整理头发。我想象不出那个画面,也不愿想象。
那之后,阿芳就病了。天天做梦,梦里的人永远没有脸。她撑到五月,终于跟社工讲了。如果不是她开口,那个房间里的气味可能还会继续散在楼道里,被人当成垃圾味。
后来,三名凶手被抓了。陈文乐、梁伟伦、梁胜祖。法庭上,他们没哭,没悔,其中一个人在听案情时还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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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心没肺。最后三个人都被判终身监禁。因为心理评估有严重精神变态倾向,反而没判死刑。当时很多香港人不服,但程序就是这样。
二十多年过去,这案子至今还让人后怕。不是怕鬼,是怕那种“完全不像正常人类”的邪恶。
有些东西,本来应该是纯洁的符号。可当人把最残忍的真相藏进去,那个符号就再也洗不干净了。不是猫的错。是这世界真的有人在制造地狱,而且他们还知道,哪里最不会被人怀疑。
所以现在再看到Hello Kitty,我会想,我们看到的从来不是一件东西本身,而是它承载过什么。一个玩偶可以是孩子的伙伴,也可以是一个人最后的棺材。它只是安静地蹲在墙角,什么都不说。就像当年的阿芳一样。看见了一切,却吓得一个字都不敢往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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